在10月27日晚上发布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告中，正式确认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预示中国政治继毛泽东、邓小平后，进入习近平核心时代。
面对如此重要的政治变化，西方舆论在解读的时候普遍将其与集权、强人政治联系在一起，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刊文认为，“令人回想起‘普天之下’由永远正确的皇帝统治的时期”。
“习核心”在日前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中被高调确认（图源：新华社）
然而，“核心”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和传统专制政治的皇帝完全是两回事。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施行的是梯级森严的“命令-服从”关系，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核心”。而“核心”的时代意义恰恰在于中国对皇帝专制制度的摒弃，“核心”是中共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西方人之所以不能理解“核心”，主要是因为“核心”不是一种职位，而是对某个优秀政治家的称谓，其理论暗喻是被称为“核心”的某个政治家，他的社会认受性远超过他的职位所赋予的内涵，他的领导作用也超越了这种职位所能够传播的意义。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对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观和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表现。
中国论人的传统
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不曾间断的敬祖习俗的民族，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可说是这个民族的特质。凡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极为在意后世世人对自己的评价。正因如此，中国乃至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才会有“谥号”和“庙号”之类的制度。
谥号为东亚地区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逝去后，依其生平功过与品德修养，另起称号，以名寓评。帝王的谥号一般由礼官议定，再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在众多谥号当中，像文、武、睿、景都是褒谥，如怀、惠、闵等都是平谥，而厉、灵、炀等则是恶谥。宋代以后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便是“文正”。《逸周书·谥法解》将经天纬地、慈惠爱民、刚柔相济、坚强不暴等称为“文”，而内外宾服、大虑克就、清白守节、图国忘死等称为“正”。在历史上，虽然有着不少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名仕，历代也都有位极人臣的人，但是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依旧凤毛麟角，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宋朝宰相司马光曾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在某种程度上，如今的“核心”也和“文正”一样，并不是每位最高领导人都能拥有，而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荣获。
除了谥号以外，庙号也发挥着一样的评判作用，尤其是在唐宋之后谥号越发被滥用之后。与谥号不同，庙号只针对帝王而用，并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由一个字加上“祖”或是“宗”组成。“祖”一般只有开创新朝代的帝王才能使用，而其他继承基业的皇帝则只能使用“宗”。然而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当燕王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过皇权之后，在原有的京城南京之外另设京城于北平，在很大程度上和创立新的基业类似。因此他虽然并非开国皇帝，但是也被冠以了“明成祖”的庙号。而清朝除了努尔哈赤建立最初的基业以外，顺治皇帝也因率军入关巩固了清朝中原王朝的地位，康熙则更是在那基础上收台湾、定西域、平三藩，名为守成，实为开创，因此清朝很罕见地拥有三位以“祖”为庙号的君主。这和人们对庙号评判性作用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只有开创性的君主才能被冠以“祖”的称号。
简单地说，谥号和庙号都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对重视历史的中国人而言，其重要性甚至堪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最终审判”。时过境迁，现代的中国在舍去过往帝制集权专制时代糟粕的同时，也在传承着华夏文明的精华。谥号和庙号本身只是个形式主义的具体体现，在历史上不仅加固了社会中的阶级观念，也属于帝制社会的产物，因此和现代社会并不相符。然而这背后论定一个人作用和角色的逻辑却是可以传承。放眼当下，“核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继承了这套评判性的逻辑，代表着当世之人对于政治家超出其职位的认可。
历史和时代的必然
毫无疑问，代表非常高威望的“核心”不是政治平庸时期的产物，也不是自封或者钦定的，而是在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和锤炼中形成的。也因此，在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核心”的产生，都必然与当时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和严峻挑战密不可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时期，面对复杂艰险的国内外形势，发挥远超同侪的领导能力，带领中共取得革命胜利，才成为核心。邓小平本是中共从革命到建政以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于文革结束后第三次复出，面对极左留下的乱摊子，他积极回应人民诉求，以革命的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因此即使他并未担任党内最高职务，但依然获得核心地位的全面确认。
习近平面临的情况同样如此。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接班之前，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不亚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严重到“亡党亡国”的程度。
为此，习近平上任后首先选择从备受诟病的腐败入手，发起了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腐行动，将反腐提升到党建的高度，颁布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等在内的12个文件，整治党内政治乱象，重构政治生态，为中共赢回了人心。
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在经济、司法、教育、户籍、计划生育和军队等诸多领域展开。尤其是军队领域，习近平主导了史无前例的军改。在依法治国上，不单单出台了一批新的法律，而且强化了司法实践中对人权的保障，有意识解决多年来中共饱受诟病的人权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扶贫工作也已经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外交方面，习近平改变了邓小平时代以来“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推行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利益相适应的政策，日益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中心。无论是全球治理、周边领土争端、还是面对大国之间直面的博弈，这一系列国际舞台上的挑战，都是胡、温、乃至邓小平所未曾面对的。
正因以上作为，习近平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毛邓之后最有权威且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人。而如今“核心”的确认既是对习近平这四年在危机和困境下作为的肯定，也是对评价人功过是非，从而起到监督性作用的这一习俗之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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