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中全会公报发表以来，引来了不少评论。我留意到王康先生的这篇文章《中华红色帝国之路：从王储到核心到独裁者——略评中共六中全会》。我认为它视野开阔，从世界大势和历史纵深阐明了他独到的见解。
我认为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跳出了党内派别斗争的框架，触及了命门：现在，一个大帝国的最重要角色——元首——准备登基了。
我为王康先生的文章节节叫好。但是，我觉得它7842字的篇幅可能成为其普及的障碍。所以，我写出了这篇学习笔记。我企图在浓缩方面下一点功夫，可惜，它仍然有3187字那么长。
以下是我的笔记。
长久以来，在西方眼里，共产党中国仍然信奉“和平与发展”，北京仍然是世界秩序的规矩成员；直到习近平上台，西方才突然发现，所谓中国是规矩成员的看法，可能是一种假象。
中共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迈向红色大帝国历程的关键一步。
中共六中全会公报，正式以全党名义重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再迟钝的观察家也不难得出结论，习近平集团已发出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埋葬资本主义进而统治世界的号令。”
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指出，世界仍处在全球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真理报》发表社论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必须拥护党的领袖，这是共产主义强于资本主义的“伟大法宝”。
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共产革命和党的领导至上等等）辗转遗传给中共的新继承人——习近平及其集团。
中共曾作过两次韬光养晦，一次是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的让步。另一次是邓小平在8964后对西方放开市场。前者使共产党赢得了政权，后者使中国获得全球化市场化最大红利。但是，一旦度过危机，共产党人就会立即回复本性，亮出共产主义的旗帜。中共六中全会就是北京转化自身危机、利用西方危机的最新事像。
今天，人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习近平是有备而来的。他是对中国和世界有了长期而慎密的分析、思考和判断并以此为执政前提，集党政军于一身。习近平及其同僚多半取得如下的共识，即如下的十二个”必须：一，必须肃贪清党；二，必须中央集权；三，必须重建军魂警魂；四，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转守为攻；五，在西方元气大伤深陷危机的时候必须全方位主动出击；六，必须满足俄国扩张意欲，甚至重建北京—莫斯科联盟；七，必须保护金正恩政权及其核武装；八，必须与美国对峙；九，必须保持和巩固红色政权和帝国体制；十，必须拥有世界战略，建立分化瓦解西方的国际统一战线；十一，必须强化国家至上；第十二个“必须”是：确立习近平长期乃至终身独裁，以保证党国最高利益。
习近平很清楚，要想纯洁和强化中共统治系统，既不依靠法律，更不依靠群众运动，而是重用王岐山的中纪委，以确保反腐斗争为其基本政治任务服务。如果把习近平的基本政治任务局限于清除党内的某一派系就是太小看他了。
在世界急剧变形的格局中，中国已居于特殊的处境和地位。中国在历史选择和世界精神归属上面临着历史性的两难：杔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专制还是自由，战争还是和平，共和还是帝国。何去何从？
中国经济膨胀与专制主义制度在中国同时并存的状态已经结束。究竟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最终“消解”专制主义，内承中国历史传统的“精华”，外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从而造福中国与世界，还是专制主义利用经济增长成功复辟中国历史传统的“糟粕”，为祸中国与世界，其最危险、最需警觉的，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向新的大帝国道路？人们将拭目以待。
“西方从成吉思汗蒙古铁蹄、太平天国浩劫和义和团祸乱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崇拜和野蛮规模中一再感受到“黄祸”的恐惧；令西方哲人侧目的“黄祸”已过去了两千年。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都源于西方的逻辑，未能预见出中国的奥秘和命运。”
另一套逻辑：李慎之1999年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写道，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李慎之担心：中国的极左路线，其最高目标，同时也是其最后动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中国一直在期待一位新领袖新真命天子，以实现其没有这名新元首就不能实现的的帝国理想。六中全会让人们看到，习近平已经从一名红色皇储变成了中共“核心”。
希特勒认为，1933年1月30日诞生的第三帝国将千年不衰，它曾经被称为“千秋帝国”。但是，它实际上仅仅存在了12年，在这12年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毁灭和破坏的深渊。这场世界大战是他们国家残酷无情地挑起来的，在这场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国家对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实行了一种恐怖统治，蓄意屠杀生命和摧残心灵，其程度超过了以前历代所有的野蛮压迫。创建第三帝国的那个希特勒、无情地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统治第三帝国的那个希特勒、把它送上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后又把它投入这样可悲的下场的希特勒，肯定是个有天才的人，哪怕这种天才是邪恶的天才。不错，他在德国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经历把他们陶冶成当时那个样子——身上找到了一种自然的工具，他能够把它用来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然而，如果没有希特勒，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有第三帝国。因为希特勒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正如着名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历史生活中，个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计的力量”。
多年以后，也许人们可以把2016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全会看成一座分水岭。几百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选出他们的新领袖，究竟意味着什麽，还无人能够预见。不能称这一天是习近平对中共全党的驯服，但肯定是习近平个人权力地位的关键性提升，继毛泽杔、邓小平后又一名独裁者的诞生。
中国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疆域，近代以来它的受难、屈辱、创伤、不幸，它的孤愤、积怨、忌恨、危机，它与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远未消弥的隔阂、疑惧、对峙和冲突，它那沉潜不显却欲伺机再度引发的底层革命和共产圣战，以及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东西方所有大帝国的历史诱惑，都可能在某种历史环境下，一齐转化为一个大帝国。中国走上一条扩张、征服、革命、战争之路，并不缺少它的缘由、动力和基础。现在，大帝国最重要的角色——元首——准备登基了。
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一度与整个西方分庭抗礼。西方在冷战中终于击败了苏联。但在与中国极权主义的较量中，西方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西方相对苏俄的优势对中共几乎没有意义。西方曾短视而冷漠地坐视斯大林支持中共颠覆曾与美英结盟抗御法西斯的中华民国，又以某种同情和功利主义对待共产党中国。毛泽东、邓小平都表现出西方与俄国交往中不曾面对的东方式韬略，并获得西方始料不及的战略红利。中共六中全会类似一次准加冕礼，习近平距独裁者宝座又迈进一步。还看不出什麽力量能阻止其崛起趋势，世人只能拭目以待，关注在接下来一年、即中共十九大之前习近平的动向。
王康总结中国好战的历史，回顾中共建国67年来的表现，认定：任何诱发和强化帝国意欲的言论举措，都将是对中国的误导，都将使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经验和教训付之东流，都将使中国文明毁于一旦，都将把中国带入深渊，都是对中国和世界的挑战，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几乎在建立政权同时，中共就表现出特别暴虐、残忍的特性，对人民的剥夺和镇压。在亚洲几场地区战争中中共表现得格外好战，肆无忌惮地扩张、侵略。67年来，中共一直厉行专制，迷恋极权，视中国和人类一切文明价值若粪土。大帝国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何况，中国早已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民族，满足帝国欲念，远胜于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想。习近平政治哲学的本质，显然是趋向大帝国而非宪政国家。刚刚结束的中共六中全会，再次表明了中国的帝国趋势。作为独裁者，习近平的才能和智慧远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是，习近平集团拥有的军事力量、国家资源、操控民众以及实现其世界战略目标的手段，已不逊色于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不同于那些寄望于习近平大权独揽后将实行宪政的好心人，像王康那样的不再对中共抱幻想的人们，应该始终保持着对于共产极权暴政的警惕。
以下可能属于另外的声音：“11月6日，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前社长、退役大校辛子陵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确立“习核心”是习近平阵营压倒性优势形成的标志，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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