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5日，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
夏文辉在北京青年报撰文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走得非常突然，今年4月19日他还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出现在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尽管此前多次传出病危的消息，而且他已90高龄，全世界仍然为之震动。
他是一个传奇，但那些往事如烟的历史故事，细节并无太多人清晰地记得。他是活跃在世界政坛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一个革命者，是古巴走上社会主义的领路人，他终生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如钢。尽管退休多年，古巴人民至今都称他为人民的领导人。
卡斯特罗是对抗美国的政治强人（图源：VCG）
与美国的恩怨成就了卡斯特罗的国际形象。1959年1月1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宣告革命胜利，并发誓让古巴成为了加勒比海上的一颗“社会主义明灯”。从那时起，美国历届政府就将咫尺之隔的古巴视为敌人，1961年1月5日，美国与古巴断交，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企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当时或许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对抗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美两国都意识到长期对立状态不符合时代潮流，不利于两国发展。在菲德尔·卡斯特罗2006年7月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后，临时执掌古巴最高权力的劳尔·卡斯特罗就表示，古巴政府愿意就古美两国间的长期分歧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对话。至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美古关系转圜迎来了历史新篇。制裁与敌对，50多年的历史包袱奥巴马或许容易甩掉，菲德尔·卡斯特罗愿意和好，则显示了一个老人的宽容和开放。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被封闭的古巴走着一条自己的道路，功过莫衷一是，留待历史评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位外国友人这样说，菲德尔的政治生涯就是一部左派的受难史：追求目标与为达到目标而选择的方式一直无法相互协调。他还面临两个很显著的矛盾：为了解决贫困，却没有用好生产财富的工具；为了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救出来，却延缓了繁荣的到来。1992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巴西的一次演讲中称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人类最大的叛徒，但就在演讲会场的门口，一群巴西民众提出抗议，认为卡斯特罗让国家独立，让人民有尊严，戈尔巴乔夫却让自己的国家解体，他终究要为此担负历史责任。
1996年，当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林访问古巴，并要求哈瓦那推动自由化的时候，卡斯特罗在10小时的会谈后表示，你们必须尊重我们的选择。当美国国会和政府一次次对古巴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时，卡斯特罗说，我们不会屈服，制裁一定失败。而当美国领导人表示有意缓和关系时，卡斯特罗说，我们愿意伸出双手。这就是他，刚柔并济，有原则，有信仰，但不执念，不顽固。
2003年，当记者采访卡斯特罗时问他，你什么时候退休？他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无法休息，这是我的命运。”于是西方媒体说，他要独裁到最后。
可是在2008年2月19日，卡斯特罗十分潇洒地挥别了古巴权力中心。在一封发表在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网络版上的信中，他说：“我向你们宣布，我将‘不寻求也不接受’再次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当消息在古巴传开时，古巴人并没有停止手头的工作，他们认为卡斯特罗的引退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对此多少有点伤感。法新社当天消息称，古巴平静如往昔。
老卡退休了，媒体又开始揣测，没有卡斯特罗的古巴会怎样？2008年，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卡斯特罗说，接班人应该是两代人之间的问题。幸运的是，参与古巴革命的有三代人，我们之后还有新一代人。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古巴革命进程所面临的风险非常多。我已经想到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这是新一代人的事了，我们这代人正在成为过去。
当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传开，纪念的文章层出不穷。一位曾在拉美驻外的同事以激情写出一篇长文：老兵不死。是的，中国人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赵灵敏在凤凰评论撰文认为，1926年8月出生的卡斯特罗，自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成功以来，一直因其直言不讳的性格和传奇的个人经历为世人所熟知。无论你是爱他还是恨他，都无法忽视他。57年间，他逃过了无数次的暗杀阴谋，并带领古巴逃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入侵，逃过了经济禁运，也从靠山苏联的垮台中幸存下来，最终迎来了美古关系的改善。尽管卡斯特罗逃脱暗杀的过程有太多未解之谜和侥幸因素，但古巴能在美国排山倒海的压力下生存下来，其中却有着坚实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治理的因素。
古巴在16世纪初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美国以停泊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港的“缅因”号军舰爆炸事件为借口，发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对古巴的控制权。此后，美国控制了古巴的方方面面，并“租借”了东南部的关塔那摩湾作为海军基地，至今没有归还。用前美国驻古巴大使厄尔·史密斯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大使在古巴成了第二号重要的人物，有时甚至比总统还重要。”
与美国握手言和展现了卡斯特罗的智慧（图源：新华社）
美国同古巴的交恶开始于1959年。在当年元旦，卡斯特罗发动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起义成功之初，美国是承认和接受卡斯特罗临时政府的。但随着卡斯特罗在国内推行土地改革，触及了美国资本在古巴的利益，双方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1961年1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1961年4月的“猪湾事件”和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更使得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再也无法回头。1962年，美国政府开始对古巴实行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1990年代，美国国会又相继通过了“托里切利修正案”和“赫尔穆斯-伯顿法”，强化了对古巴的制裁。到了小布什任内，古巴更是6个“暴政前哨”国家之一。
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90英里，在迫在眉睫的入侵压力之下，卡斯特罗深知势单力薄，早于1962年7月就派遣自己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苏联请求帮助，双方自此一拍即合：苏联为古巴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古巴则充当苏联在拉美的桥头堡，并在一些苏联不便亲自出面的场合，充当马前卒和代理人。
碍于美国的反对，苏联在古巴虽然没有正式的军事基地，但在1967年就启用了洛尔德斯监听站，作为苏联在海外最大的无线电侦察中央，该监听站可以监听美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无线电信号和电话通讯。据统计，在苏联的支持下，1970年代古巴，有超过1%的人口在海外参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古巴直接派兵介入安哥拉内战。
经济上，苏联人以高价收购古巴糖，以低价向古巴销售石油和其他工业产品，外加上各种源源不断的援助。这个当时仅700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400美元，这个好处远比美国人封锁造成的损失大得多。
正因为古巴经济高度依赖苏联，当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经济马上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当中。1991年至1993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10.7%、-11.6%与-14.9%，再加上当时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调，古巴似乎处于一个比革命胜利之初还凶险的国际环境中。
在这关键时刻，古巴奉行了几十年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了作用。当时苏联的诸多东欧盟国之所以会发生剧变，很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对特权腐败的强烈不满和长期存在的反对派。而这两个因素在古巴不存在，古巴国内没有像样的反对派，有实力的反对派大多生活在美国，有些鞭长莫及；而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层，在很容易引发民愤的廉洁和特权方面很注意约束自己，并没有留下多少不堪的口实。
在古巴，除卡斯特罗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中央党政领导人都不配警卫。一些政治局委员下班后，经常到街上同邻居们聊天说笑。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下去调研或进行工作，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与职工们一起就餐，不另加饭菜，不搞特殊化。古巴每户都有一个配给本，家庭成员的基本食品是有保证的，儿童和老人配给的多一些，古巴领导人同老百姓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食物，没有特供。住房除党的主要领导人外，其他领导干部亦无特殊。前些年由于缺少汽油，汽车的使用量不足。为此，古巴政府规定，凡挂红牌的车子（公车）遇有拦车搭乘的行人，空车时且驶向同一方向，必须准允搭乘。这个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后来，连政治局委员乘坐的白牌车也可以让人搭乘。
收入差距不大，干部清廉不搞特权和腐败，再加上较完善的教育与卫生等社会福利，正是这些比较彻底的社会主义举措，才拯救了卡斯特罗和古巴现行体制的命运。事实上，与那些夺人眼球的言行相比，这可能才是卡斯特罗政治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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