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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用社会资本助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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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促财税系金融与银行系金融实现对接,要构建一套良性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快建立第三方评估认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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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与绿色发展密不可分,这已经成为一项共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意义也不言而喻。事实上,发展绿色金融已被纳入国家层面的规划之中——年初,“发展绿色金融,建立绿色发展基金”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及;数月前,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今年G20杭州峰会上,绿色金融更是被首次纳入G20 议程。

目标在前,而眼下绿色金融创新路径何在?绿色金融体制如何完善?11月23日,在于京召开的第二届绿色金融高峰论坛上,专家建议,要力促财税系金融与银行系金融实现对接,构建一套良性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建立第三方评估认证机制。如此,才能为绿色发展、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财税与银行金融须对接

“自然资本的日益稀缺、资本的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等,都是绿色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中国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分析说,当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摆脱困境,度过后金融危机时代,合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共同选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的经济。王玉庆指出,绿色发展也是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5年,全国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等行业产值已超过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专家预测,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和碳减排达到峰值的国际承诺,一直到2030年,中国每年的绿色投资将达到3万亿~4万亿元,其中财政拨付资金只能占到15%左右,绝大部分资金需要来自社会。

“这既体现了发展绿色金融的紧迫性,又说明发展绿色金融有广阔的市场。”王玉庆说。

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主任曹和平指出,我国人均GDP正从8000美元向1.2万美元过渡,如果绿色金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有力促进单位经济降低能耗、降低排放,升级民众物质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服务,提升环境、健康、文化、出行等多方面的品质。

“目前来看,绿色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基金、政府主导项目较为活跃,银行系金融步伐跟不上,脱节严重。”曹和平坦言,绿色金融创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国家的财税系金融在绿色金融的重大工程和前沿工程投资,如何和金融机构有效对接,“如果这两项对接好了,将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激励、约束机制须建立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透露,从今年年初至今,我国在境内境外发行的绿色债券已达到1950亿,该数量占到全世界同期发行的绿色债券的40%,稳居世界第一。

“发展绿色债券市场既能在传统的绿色信贷之外提供给绿色产业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又能解决绿色项目融资中的期限错配问题,让企业可以直接获得中长期融资来减少再融资的风险。”马骏提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很快,但未来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发展绿色金融,并非只是多一点绿色信贷,再发一些绿色债券这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马骏分析,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要实现三个目标:其一,要解决绿色项目融资难、融资贵;其二,要让污染性项目融资难、融资贵;其三,要强化企业和消费者预测偏好,让其更加青睐绿色发展、绿色产品、绿色投资。

建立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关键是要把绿水青山的隐性收入和环境污染的隐性成本显性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表示,绿色项目投资期限长、前期投入大、收益期比较长,且投资风险较高。

“当前,不少金融机构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动力不足,不构建良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绿色金融发展就容易上热下冷。”张承惠说。

激励机制如何建立?张承惠认为,一方面,要在财政政策上对绿色发展有所倾斜,比如,在政府采购方面,要重点采购绿色产品或秉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企业产品;应鼓励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更多地销售绿色产品以及绿色金融产品。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方面的作用,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减税等。

与激励机制相对应的,是约束机制。多位专家提出,要推动绿色金融立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绿色金融制度,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除了金融法规的修订完善之外,还包括环保法规的严格执行,“要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甚至强化环境污染者的法律责任等,如此为各类投资指明价值导向,提供稳定的市场需求。”王玉庆说。

信息共享平台须搭建

在绿色金融日益火热的大环境下,不少金融机构投入到该领域。说起金融机构做绿色金融的好处,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IPC)中国区技术总监陈童表示“还是有很多”。

绿色金融有助于金融机构开拓新的市场,“目前还没有特别多的银行操作绿色金融,首先进入者可以抢夺先机。”陈童说,采用不同的工具,可以降低内部成本,有助于金融机构识别潜在的风险。

当然,商业可持续性是IPC投资这一领域的重要因素:有架构建设,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客户准入和客户评价具有实操性。

不少企业也尝到了其间的甜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李其林说:“公司拿到绿色批文后,发行绿色债券融资的认购情况非常好。从长期看,将为公司节约财务成本达千万元。”

马骏认为,我国绿色金融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发展框架,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还面临不少问题,如通过再贷款来支持绿色金融,除了传统再贷款之外,还可以考虑推出像PSL(抵押补充贷款)一样的工具来支持中长期绿色项目。

张承惠建议,在配套措施方面,首先要实现信息透明共享,建立信息平台,工业管理部门、环保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建立双向沟通共享平台。此外,要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引导现有专业服务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业务。“政府要建立起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机制,充分利用社会监督和社会评估力量来及时反馈环境执法情况,及时反馈绿色、金融和环境保护政策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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