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刘仁静这位中共党史上传奇人物去世了。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也是最长寿的，也是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历史老人的死，竟是因过马路时被车撞倒，结束了他从19岁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长达66年之久，迭遭挫折、饱经风霜的人生。他任职不到一年的新单位中国国务院参事室，派人来与家属商议治丧的事时，他的儿子刘立威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盖棺论定”这是中国人很看重的事。但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本文作者杨殷平系江苏省农科院离休干部，原题为《从刘仁静一生不能“盖棺定论”，来看20世纪苏共党内折射出来的路线斗争》。
青年刘仁静(图源：VCG)
春节期间闲来无事，轻松地看了部历史纪录片《斯大林之死》。也只有这近六十年时光的距离，才能把轻松的心情与那巨人不测之死写在一块。纪录片用前苏联解密档案，回溯当年斯大林之死的神秘，初步断定死于高层谋杀，情节却扑朔迷离。据说真相破晓，尚待2020年前苏联的下一批档案解密。那么就耐心地等着吧。
家居养老一身轻，翻书消闲度时光。这心态看起来很消沉似的，其实不然。人，只有在闲暇时间里，才能超越谋生的操劳、名利的追逐和社会关系的外在强制，自主地支配思想活动空间，海阔天空地去想些自己乐意想的问题。许多知识的积累、智力的进步、思想的发展，都与这闲暇时光有着密切关系。之所以说，闲暇时间是精神产品创造的必要条件。
正文前面先说了这么一段闲话，意在说这闲人的闲文不闲。它能从一个人的一生一世看一个世界的风云变幻。闲人是这“思想花园”的园丁，闲文是园丁培育出来的鲜花。
这天，读累了谈哲学的干瘪篇章，遂找来一篇谈历史掌故的有趣文章换换口味。但是，读了历史掌故后，又替“古人”担起忧来了，竟成了“闲愁万种”的闲人。有愁肠满肚，自然是有许多恼人的思绪。于是就想，何不把自己读书引发出来的这愁绪记下来，留给自己有空儿时看看想想，或与三两友好作为谈天说地之资，这样不就多了个解闷儿的办法吗？于是，就在我“紫藤陋室”里动起笔来了。
这个历史掌故说的是，苏共解散了，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国家也亡了，掌控20世纪上半叶后期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他的绝密档案也被公开了，由他带出来的托派是是非非问题，遂又“沉渣”泛起了。但由于斯大林早死了，如今苏共也不存在了，大势已去，很少人对这陈年旧事感兴趣。所以，这昔日惊天动地的托派事件，现今已没人去认真探讨了，遂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于20世纪30年代卷进这个旋涡里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自身却受此案牵连，盖棺而不能给下结论。为人一世闯腾了一阵，却滚成一身污泥浊水，如今“死后元知万事空”，再提此事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唯其后人要求组织上给他做个结论的起码要求，都没有结果，甚感遗憾。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1987年，这位中共党史上传奇人物刘仁静，活到85岁去世了。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也是最长寿的，比毛泽东还多活了一岁，也是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历史老人的死，竟是因过马路时被车撞倒，结束了他从19岁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长达66年之久，迭遭挫折、饱经风霜的人生。
他死了，他任职不到一年的新单位国务院参事室，派人来与家属商议治丧的事时，他的儿子刘立威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盖棺论定”这是中国人很看重的事。但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
的确，他的历史太复杂了。不，主要还是这时期共产国际运动史太错综复杂了，他又牵涉到苏共党内的派别斗争中去。他早年因为倾向托派观点，一直脱党成了游兵散勇。全国解放后，他想自己是错了，决定向党认错，希望能回到党内来。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顾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云云。这是当年共产国际权威斯大林定的性，并令各国共产党执行，谁还敢违抗呢？犹如一声“不准革命”，定了铁案，连认错也不许，反正不给出路了。天真的刘仁静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岁月匆匆，又过了37年，时过境迁了，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待到刘仁静去世时，这些历史问题已成为没头公案，谁还能说得清楚呢？所以家属要求组织给他的一生写一个结论时，才有“不写比写好”的答复。这倒不是怕写结论有损于他什么，而是考虑到当时更加复杂的苏共内部情况，如给他下结论，就要牵涉到前苏共党史中这个重大问题，使人感到更难下笔写他的结论了。
刘仁静去世一年多以后，情况又有了更大更急剧的变化。苏共竟自己宣布解散了——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干不下去了——亡党了。苏联也因内外矛盾积重难返，而自行解体了——亡国了。许多问题的内幕就逐渐揭了出来。苏共党史会不会再有人来修改或重新编写呢？这要看今后的历史演进。如果那时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或许有人会来回顾这段历史。只有到了那时，才好给刘仁静的一生写结论。现在也只能含糊点，的确也是事出无奈。
不过，在刘仁静去世前一年的1986年10月间，中央已任命刘仁静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还特地宴请了他和他的夫人，这应该算是中共对他做出谅解和落实政策的表示了吧。他也应感到欣慰了。
时序又推到2003年，当刘仁静死后16年，他在建国后长期工作过的单位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张惠卿，为他写了篇《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建国后的遭遇》，先发表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2004年就全文转载在《新华文摘》第1期上。这篇文章虽然不能代替他一生的结论，但也颇能向世人描述他复杂坎坷的一生、曲曲折折的经历。读者看后，对他的看法应该会有所改变。当前重要的是把他一生经历的事实先记下来，作为资料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看来当前也只能这样了。
张文中曾说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失败，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因共产国际指导中心的错误，引发了联共（布）党内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
这段文字告诉人们，苏共内部的派别斗争，还是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错误引起的。而大革命失败罪过的大板，只打在陈独秀身上。陈独秀拒不承担责任，就是死抱着“是按共产国际指令办事的”这一条理，尤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就把责任全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他很不服气。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陈独秀当然赞同，刘仁静也倾向于托洛斯基的观点。就这样，他俩都陷进了难以自拔的旋涡中。抗战后陈独秀从国民党狱中出来，蛰居四川江津乡下至死。据说董老曾衔党中央之命劝他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他这个人就这么固执，也许是他看问题看得比刘仁静透彻，知道纵使做了检讨，中共这一关通得过，苏共斯大林那一关也难通得过。
而这种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说不清的、不敢说的、不便说的和忍着的事件，何止此一个。二战前夕，苏联竟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条件，换取日本支持其在外蒙的利益，这两个邻国的外交互换条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为此，民盟中央向斯大林写信提了意见。十几年后，因此事还被扣上了“反苏”的帽子，执笔者王造时竟被追究“罪责”，当时还碍于中苏友好关系，我国政府一直不敢给他安排工作。“文革”本意是反修（苏修）的，王却为此事，莫名其妙挨了不明真相群众的斗，吃了不少苦头。
抗战胜利后，中共派往东北的负责人刘顺元，只因抵制苏联占领军损害群众利益的措施，也被扣上“反苏”帽子，在中国自己的东北国土上被“驱逐出境”。来到济南工作后，斯大林还不放过。被发现后，又点了名，要求在中国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当时中共中央顾全大局，无奈之下不得不将他连降三级去干不出头露脸的事。待到斯大林去世后，刘少奇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当时，苏共的意志可以超越国界，它定下的事，可以强制各国党执行，它看不顺眼的人，可以制止他国使用。这样受制于人的事，在当时形势下，新建成的中国政府都只好忍受着。
当时所谓“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不和谐的局面怎能长久呢？归根是制度问题。陈独秀指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度。”这是他当时在长江边上江津小城，预见到五十多年后苏联的结局。可见他的明察。
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苏联还提出了要在我东北境内长期驻军、建立联合舰队、建立长波电台等损害我国主权的要求。这哪里能与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搭得上？那时中共中央已有所警觉，认为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要坚持，不可受制于人，未予应允。岂料竟招来了以撤走援助项目专家、索要欠款为报服，那时正在建南京大桥，只造了一个桥墩，就带着所有资料撤走了。其时恰是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这时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严重分歧，遂发生了六十年代初那次大论战。那时我国正值饥馑，我们中国人有骨气，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也要和他论争。二十多年后，历史的进程就做出了评判。“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出自《左传》，是我国古老的哲思，用在这里也合适。革命经验还告诉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肩负联合全世界无产者使命的共产党人，怎么可以这样心胸狭小呢？如今，口口声声以向全世界推行“民主”为己任的大国，实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也将是没有出路的。
这一切都说明了，不论革命也好，民主也好，凡是由外力控制的，都不可能成功，不可能促成真正的革命和民主，一时勉强成事的，也会因先天发育不良而夭折。中国革命之有今日，全在于自我奋斗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民中扎下根。如国际歌说的“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
从刘仁静的坎坷一生乃至不能“盖棺论定”，看20世纪苏共党内折射出来的路线斗争，就是这么惊心动魄。如能把它整理出来，当是一部用生命写出来的历史。
我们今天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是借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尤其“中国化”居首位，就是强调要合中国的国情。现在我国已靠自立更生强大起来了，没有人能按他国的国情，制造个“理论”强加在我们的头上了。我们也仅记着，不把符合我国的做法施加于人，这就是仅符合于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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