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身的善没有成为人行动的目的，而是把人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甘愿为奴”往往是人自己打造的。
百年的衙门，千年的奴性，人的奴性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带的。
“吃人”皆由工具来
江苏南通老太太张爱芬做水产生意，家道殷实。因儿媳第一胎生下孙女，遂以奖励一套房子相诱惑，鼓励小两口生二胎，心想该是个孙子。没料到，重赏之下，二胎也是孙女。恼羞成怒的老太太，竟将出生仅4天的孙女，用脚活活踩死在医院的墙角。案发后，张爱芬的丈夫、儿子、儿媳及亲家都对她的行为表示了谅解，邻里多人向法院联名请求对她从宽处罚。2016年11月，南通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爱芬有期徒刑十年。
不知道张爱芬在踩死自己亲孙女之后，有没有回去为她自己的奶奶烧香拜佛发红包，感激当年“不杀之恩”？
我努力想勾勒出这一类人共同的画像：如吃喝不愁，则把孩子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男人女人必须努力生育，生下一名男婴，才能完成人生的任务。即使一贫如洗，也要多生孩子，从小给其灌输二十四孝图，告诉孩子长大有出息了要对老子好，坐征子女的养育红利。
这就是中国式的奴性，从生命开始那一天，人就被定义为一个工具。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你才能够理解，当“贱婢”熬成“主子”的时候，为何会把自己曾经反对的百般折磨千般凌辱转而施加于新的“贱婢”；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杀人放火求招安”，只是为了上位后更好地奴役别人；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互残互害”模式之后，是相互利用为工具，以求自己人生的“胜出”。
人本身的善没有成为人行动的目的，而是把人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甘愿为奴”往往不是环境逼的，而是人自己打造的。
《狂人日记》说：“古来时常吃人”，不单是小说家之言。从《汉书》到《清史稿》，大凡遇上灾荒之年，“吃人”的事情史书都有记载，尤其北方人，“易子相食”更为盛行。吃掉一个儿童，救活一家人的性命，吃掉一个“工具”你会难受么？更何况，佛家还有因果轮回、早死早超生这样的说法，为“下毒手者”解决道德负担。桑德尔的“电车难题”在这样的文化之下，不会是“困境”：压死一个，挽救五个，也许还会成为救人的“义士”。这就是鲁迅所言，用仁义道德“吃人”的历史。
只需要轻描淡写一句“表示谅解”，那个只有四天生命的女婴，本应该撅着粉嘟嘟的小嘴望着妈妈脸蛋的小女儿，就这么残忍地被亲生奶奶踩踏致死。谁听见了她临死之前痛苦的哭喊？她的父母竟然可以谅解？竟然还有很多人表示要从轻处罚？他们获得了宽容大度的美名，可是活人有什么资格替死人说“谅解”呢？！
我在想，如果这个孙女不是4天而是4岁、14岁或者24岁呢？难道你们还会“表示谅解”么？4天女婴被“用脚活活踩死”，不是女婴有罪，而是她还没有出生就被认定为应该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既然她不具备这个功能，如此弱小之时，杀死又何妨？
不要惊叹这是父母吗，这是人吗？只要人内心把人当作工具，什么时候，什么人都有可能死于非命，这难道不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么？
自甘做工具与受教育程度无关
聂树斌案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二十几年前，在基本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敢判人死刑，十年之后，检察机关却拼命为真正的杀人犯脱罪，而杀人犯则拼命证明自己才是真凶。看起来很复杂的剧情，实际上不过是聂树斌的人命，被当做公安机关“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一个工具、一个对象，一个达成社会稳定、安抚被害人家庭的手段。既然聂树斌只是一个工具，二十年前做“严打”的工具，二十年后做“昭雪”的工具，“严打”和“昭雪”又都是为群众情绪稳定，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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