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与当代红学

“在把握红学的方向，健全红学的生态方面，李希凡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他是当代红学航船的压舱石”。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在12月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上如是说。在座谈会上，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师大、首都师大等院校的学者研讨李希凡在《红楼梦》研究上所取得丰硕成果，以充分发扬李希凡的学术求真精神，推进《红楼梦》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吕启祥表示，“他支持过1987版的《红楼梦》电视剧，他全力维护曹雪芹的著作权，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时他撰文用历史事实证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近些年，当《红楼梦》辞典重修之际，他极为关心，自己出钱捐助作为重修启动资金，他是当代红学绕不开的人。”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两个文学青年共同撰写和发表《〈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由此揭开我国当代红学发展的序幕，开辟了红学发展新的道路。此后李希凡一直没有离开过《红楼梦》研究，并在红学前沿进行着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

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有健康的学术讨论

今天回望1954年的讨论，层次之高、规格之大、影响之广是有目共睹的。著名学者冯其庸曾说，那次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红学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也因此找到了新的研究途径，这是红学史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当天的座谈中，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说，李希凡和蓝翎的《红楼梦》研究开辟了红学发展新历程，这是不争的事实。在60余年《红楼梦》研究的学路生涯中，李希凡先生始终不渝，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红楼梦》，他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是清朝封建贵族也是整个封建贵族阶级制度必然灭亡的宣判书，而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 《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他认为《红楼梦》有新生的资产阶级萌芽，贾宝玉、林黛玉不仅具有叛逆性，更有着人性的崛起，李希凡先生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观念，对红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他在承担国家重大课题，组织编纂《中华艺术通史》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关注《红楼梦》研究，《〈红楼梦〉人物论》等重要的学术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和人物形象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成为当代红学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之一。

红学如同一块磁铁，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人。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启明在1954年的时候还是个初中学生，“那时候我只是一个《红楼梦》的青年读者，因为看到了1954年以后李希凡先生的一系列著作而走上对《红楼梦》的研究之路。我在高等院校当教书匠，也是沿着李老的路子，关于《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挽歌的问题，关于贾宝玉叛逆者的问题，均是如此。而恰恰是李希凡先生的贡献确定了他在中国红学史上的地位。”

面对红学现状，李希凡是有深深的忧患的，他对古典小说观点的核心是不赞成以历史否定文学，以历史拘泥文学，以历史贬损文学。他认为文学自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条件，文学是独立的审美创造。吕启祥在学术研讨会上强调，“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摆正红学前进的方向。只有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开展正常有益的学术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维忠认为在红学史上有两次具有转折意义的理论突破，一次是王国维先生把西方美学运用到《红楼梦》研究，打破了索隐派红学、考证派红学等的一统天下，但王国维运用的是尼采的哲学美学，因此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理论观点如描写人生之痛苦及解脱之道、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等等是需要商榷的。后来李希凡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明清时期的时代背景和人文主义思潮，论述了贾宝玉是当时转换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个性的觉醒。这些观点跟教条的简单化的社会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也正是李希凡的重要成就——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对《红楼梦》的人物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不同于以往的典型论，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必须把人和事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

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六十多年来，李希凡先生有两点始终没有变，一个是待人的平易、坦诚、爽直没有变；第二就是红学研究的初心、自信始终没有变。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俊说，近些年红学界出现了一些倾向，否定曹雪芹这个人，认为他是子虚乌有的，否定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著作权，否定《红楼梦》的文学艺术价值。李希凡通过在重大活动中撰写文章、参加会议、接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经张俊梳理， 2013年6月26日李希凡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曹雪芹创造〈红楼梦〉的确证》， 2013年11月22日在廊坊举行的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上作发言，还有在2013年的5月、7月、12月北京举行了三次相关的会议李希凡也全部参加并作了发言，等等。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高度评价李希凡坚持敢说真话的文艺批评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秉笔直书，这是文艺批评最基本的要素或者是基本的功能。只说好话就降低了文艺作品进入市场的门槛，批评是一个门槛，批评水平的门槛高了，进入社会的作品的水平也会高，整体的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就高了。”李希凡先生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很早地就树立了一个榜样。

李希凡在红学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的贡献不局限与红学。在段启明的印象里，最早读到的是李希凡的《寸心集》，“那些文字中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广的，而且是当时我们作为年轻人非常感兴趣的。还比如关于古代小说的研究，有一篇文章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清晰，文章讲中国古代小说里面的人物出场的艺术，从《红楼梦》《三国演义》讲到几部古代小说里面写人物出场，李希凡先生对古代小说的研究绝非仅是《红楼梦》。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历史剧的研究。所以李先生除了在红学史上有重大贡献以外，在整个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国艺术美学的研究中的地位都不可低估。”这一切都与李希凡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连辑十分赞同吕启祥谈到的一句话——历史长河可以检验一举成名的人，这个人正是李希凡。在没有征兆和积淀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个偶发的因素让这个人成名了，是不是名副其实，要通过历史来检验，如果没有一套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学术推敲的成果，很难长久屹立。连辑说，“李希凡先生从50年代到今天为止站住脚了，他的艺术思想是站住脚了，他的理论观点是站住脚了，他的研究方法是站住脚的，他的500万字的学术成果是站住脚的。而且《红楼梦》只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个案，李希凡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量著作、现象、流派、人物、特点都做了深度的科学的专业化研究。”

“历史选择了李希凡，历史考验了李希凡。不忘初心老而弥坚，李希凡当得起这八个字。”吕启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