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与经济高增长率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个令人感到严峻的自杀现象的高增长率。不久前，四成北大新生患“空心病”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讨论，这一新闻事件把当代中国的普遍性“精神危机”问题拉回了公众视线内。
这也让人联想起八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潘晓讨论”——有关“人生意义”思考的署名“潘晓”的来信曾搅动整整一代人。
北京大学能真的解决学生精神上的困惑吗（图源：VCG）
据报道，2005年一位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自杀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贺照田先生转向关于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贺照田的学术工作，被一些学者归纳为“精神史”研究。贺照田表示自己对于“精神史”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他从学者赵园在对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中提出的“历史之重”，引申出自己关于“从苦恼出发”的研究设想。
无论是“历史之重”还是“从苦恼出发”，都是以一种“弱心肠”品质，去关心历史中那些精神和心灵沉郁顿挫、真诚而有力量活着的人，去关心那些在历史中有位置、但一直未能被后人真正把握、却又始终在历史社会中发挥着作用的历史对象。如果具备了这样的史学态度，将能够从人的感受出发，直视生存和生活经验。
近日，贺照田对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作为当代中国精神伦理困境的历史缘起进行了“历史—观念”的分析。并再次聚焦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引发的一场“潘晓讨论”，深入讨论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的危机与难题。
精神伦理困境的“诊断错位”
贺照田指出，很多人习惯将今天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困境归结为对精神伦理问题的关注缺乏，而实际上，历史地看，国家对道德精神问题却十分重视。但另一方面，从“文革”结束不久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对于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道德困境的改善，却又缺乏实际的有效性。
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此问题的形成缺乏真正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导致其论述总是过快、过度、过于笼统、过于直接地限定在某一视域中，继而把不同时期社会精神状况、道德风气的好转，分别寄托在“反思‘文革’”、“批判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现代化”等措施上。与此同时，现实中的精神伦理状况却越发地令人不安。
此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相关思考，也对道德、精神问题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对而言，知识界给出的答案看似更为开放、多元、批判，甚至诸种答案之间冲突激烈，但贺照田先生认为，这些答案却共享着相同的不足，而这导致它们不能从根本上为深受精神伦理问题困扰的人们带来有效帮助。
就此，他逐一论述并分析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观点，90年代各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以及2000年后知识界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相关思考。
“新启蒙”思潮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了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主潮，在被此思潮笼罩的激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问题被理解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没有经过真正的现代化、现代观念荡涤。
9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主要把当代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强调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将其解释为权力腐败及与之相连带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突出关注晚清以来受到激进思潮冲击和破坏的儒家传统，并将精神伦理境况的好转与传统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将有关问题主要解释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民族认同的失落，从而强调恢复民族自信心，塑造国家民族认同。
2000年后，一批知识分子受到施特劳斯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思考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解决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问题，克服当代精神伦理困境。
对此，贺照田先生指出，国家及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困境时，都以过快、过度、过于直接的解释代替了对有关历史的深入考察和细致分析，从而无视或遮蔽了历史内在的多层皱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每一个人真实遭遇的精神伦理困扰到底是什么？“文革”后的精神伦理问题和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风土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它和“文革”后人们在重新规划此历史时的观念状态、规划方案又是如何关联的？错过了对这些问题认真关注与细致澄清，也就错过了对历史—现实中的合理成分进行挖掘、分析与转化的契机。这种对历史—现实进行“诊断”时发生的隔膜与错位，既使推出的“药方”疗效甚微，还常常导致“病药相发”的尴尬状况。
也就是说，历史、历史中人的观念—认识状态，以及从此观念—认识状态出发所开展的实践，共同导致了我们所见的“新时期”直至今日的大陆精神史样貌。对此，贺照田强调，只有深入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现实内在，对有关历史经验进行细腻、深入的考察，才可能突破从新时期以来一直影响至今的、那些听上去雄辩却与有关历史—现实擦肩而过的观念逻辑，才可能在思考当代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身心意义问题上重新出发，给出真正深切有力的把握和回答。
从“潘晓讨论”反思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研究
既有思考与现实状况的不理想状态，是贺照田先生长期着力于研究“潘晓讨论”这一具体个案，并对其思想史价值作重新评估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希望通过“潘晓讨论”，去观察、体会80年代特有的历史—观念质感、意识与无意识，既而为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工作状态、身心状态提供必要的背景和线索。
1980年的“潘晓讨论”，特别是引爆这场讨论的潘晓来信，清楚地呈现着当时具有较强意义感、充实感需求的青年们精神状况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强烈的苦闷感、虚无感、破坏性的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不甘，对明确、饱满的人生意义感的高度渴望。
与之相对应的，是其时精神史可往建设性也可往破坏性这两个相当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也就是说，潘晓来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状况，表明该时代实处于关系到今后精神史基本面貌走向的关节位置，但是这场讨论的精神史、思想史价值却被远远低估了。
在当时，讨论的参与者、知识分子和代表国家的政治人物，虽然都意识到了“潘晓”问题的重要性，但却没能更进一步地思考：如何在顺承、转化纠合在青年们的精神困境中的理想主义激情，为此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稳固的支点，同时消化、吸收因历史挫折而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及其所对应的破坏性能量和冲力。
当这一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遭到削弱，甚至失去了时代具体的介入形式时，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而出现的虚无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等便一时得不到有效的平衡和制约，精神伦理问题由此也变得愈发严酷。
贺照田先生谈到2005年一名北大中文系学生自杀的事件。他问道，北大中文系在中国大陆人文界具有相当的象征性意义，但为何北大中文系的课程，对于一个遭遇问题的、认真的学生来说，却显得如此无效？
贺照田先生认为，如果人文研究对于一个具体生活着的人，对于他的身心状态改善收效甚微，那就有效性而言，此种研究仍不是“够格”的人文研究。正因为此，人文研究者应当重思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中，人们精神伦理、身心意义所处身的历史—构造十分特殊，因而迫切地需要来自知识、思想的帮助，为此，人文研究者必须承担责任，对“人文”、“知识”本身进行反思。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元的、有助于人们身心状态改善的资源（如宗教、“心灵鸡汤”、广场舞等“社会自救”方式），使得当代中国人在面对精神伦理困境时，仍然有相当的空间和能力去进行自我改善。
为此，贺照田先生认为，在给一些人带来充实感和身心安定感方面，“心灵鸡汤”之类的方式仍具备有效性，因而不可简单否定。但同时，为避免“社会自救”时也出现“病药相发”的情况，知识界须及时介入，对这些可资利用的经验加以分析，使之能被更多中国人以积极的方式吸收、利用，并尽可能促进个人形成与国家形成之间良性辩证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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