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诞辰125周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留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的话语，这清楚地勾勒了他的一生：不断挨骂，不断获得新骂名，从“走狗”到“反革命”，再到“人民的敌人”，他仿佛是时代的公敌，人人都可以骂上两句，然而在谩骂声中，他的本相消失了，那个提倡宽容、坚守自由主义与健全个人主义的胡适消失了，正如李敖所说：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如今我们有必要重新回溯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图源：VCG）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上海登岸时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决心做一个将真理与光明传导给中国人的启蒙主义者，他认定只有从教育、思想与文化入手才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新生奠定基石，于是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大倡中国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之类的文艺复兴，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
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他认为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独立于社会。“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们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他大胆的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图为1936年冬中国学者胡适率中国代表出席太平洋学会。
在后人的眼里，胡适似乎仅仅是书生论政而已，其实，仔细阅读胡适的日记、书信与政论便可发觉，胡适并没有那么“幼稚”，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政治实践感的人。在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之际，国民政府亟需美国的支援与帮助，故特任胡适为驻美全权大使，开始艰难的外交之旅。图为胡适呈递国书前与美国国务院大礼官合影。
以人格建设而言，胡适鼓励的是一种健全而自由的个人，以政治生活而言，胡适鼓吹的却是一种低调的民主。从这一点来说，胡适从来不是一个徒逞口舌之快的政论家，而是一个充分考虑政论之责任伦理与政治后果的政论家，他有着一种常人所未及的审慎的智慧。图为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这是原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后，清华从昆明回北平清华园第一次举办校庆。左一为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二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三为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四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1948年底，国共的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中共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在大陆已经遭到彻底批判。在批判当时，已经在知识界变得臭不可闻，至少变成了政治负资产。在台湾，胡适也一直遭到保守主义者和激进的思想主张者痛斥。
从1930年代因为日寇侵入而心忧国家命运，与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起《独立评论》，提倡“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一直到1950年代的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胡适一直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推手。
在政治领域里，主张保守主义的，以仁义廉耻治国的蒋介石，虽然对胡适非常礼遇，但《蒋介石日记》披露之后，人们也发现，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对胡适非常礼遇，实际上内心痛恨胡适。他毕生喜谈政治，而所言所论又多与实际政治格格不入。他一生鼓吹自由主义主张，势必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生冲突。
胡适一生从不主张激烈的变革，而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仅是胡适晚年最成熟也最精彩的格言（凝结了他一生的经验），不过后来鲁迅对胡适的一句评价倒是颇为中肯：“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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