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看上去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他在大选之中的疯狂表演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这种看似癫狂的冒险性格似乎注定要呈现在美国未来的对华外交之中。前几日蔡英文与特朗普的电话联系，以及特朗普“台湾总统”的称呼，都显示了这位新总统试图敲碎中美两大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与共识，以不可控的疯狂姿态来逼迫循规蹈矩的对手退让，从而通过外交成就为自己攫取的政治成功——对于将来的中美关系来说，这会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
古巴核导弹危机期间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经这样评价过危机期间两个大国的外交战争，“犹如一场危险的“对视”游戏，结果老练的赫鲁晓夫选择了“眨眼”屈服。”对于当前中美博弈中的对抗部分，这种认知同样适用。
事实上，对于行走在毁灭边缘的大国对抗性博弈来说，最可怕的并非对手的聪明，也不是对手的果敢，而是对手不知轻重、不可预知的疯狂。毕竟，没有人能够预期一位疯子在面对羞辱之后会不会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面对一个不可预知的“精神病人”，理智的人往往倾向于妥协，这似乎是每一个正常人最保险的选择。
不过，事实证明，至少在外交战场上，这其实是一个相当荒谬的政治错觉。因为，这一认知实际上忽略了外交博弈本身的政治影响：即在外交上面对不可预知对手的无节制退让，将极大巩固不可预知对手的国内政治地位，并鼓励其外交政策的鲁莽倾向。
20世纪30年代的英法两国领袖就是以这种错觉跟看似疯狂的纳粹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打交道的。1933年10月，当时地位尚且脆弱的希特勒，为了在民意中塑造自己对抗英法的强硬爱国姿态，公开退出了英法支配的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此举巩固了纳粹元首的独裁权力；1935年3月，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威望，希特勒违背协议，宣布撕毁与英法达成的既定条约，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并扩军50万人；1936年3月，希特勒下令德军进入此前默认的莱茵非军事区，这一冒险举动和英法的妥协迅速提升了他在德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1938年3月，希特勒公开违背与英法达成的国际共识和《圣日耳曼条约》，吞并了奥地利，此举的成功将他的民望提升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最糟糕的莫过于1938年9月底的慕尼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疯狂的好战表演完美利用了英法领袖的心理弱点，不费一兵一卒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据为己有，这使得他的政治声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并彻底压制了德国内部的反对派。
就这样，希特勒以看似疯狂的外交表演恫吓英法领袖，并一次次地通过对方的无节制妥协逐步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多年来，那些让德国传统政治家通过谨慎传统的外交方式一筹莫展的诸多外交难题，被希特勒通过疯狂的、冒险的、不可预测的、激进的外交策略迅速解决，这些成功极大地削弱了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传统政治集团之政治地位，并迅速增强了纳粹元首的政治威信和权力。
法国驻德大使（1931-1938）弗朗索瓦-庞赛亲身经历了纳粹德国的最初阶段，这位外交官这样回顾希特勒从当选时的脆弱处境到政治地位的逐步巩固过程，“他（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在疯狂和冷静的两面切换，误导了我们（英法）对于不可预测的恐惧，并通过我们的妥协以及由此带来的外交成功彻底制服了他的国内反对者。”德国著名军事家古德里安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慕尼黑会议上的外交成就对希特勒政治地位的影响，“他（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伟大成就已经彻底征服了军队中的反对派，2月危机引发的所有怀疑都被横扫一空。”
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关东军用“竹刀”征服满洲（图源：网络）
同时期的日本激进政治力量，同样通过外国对手的无节制妥协实现其国内政坛的迅速崛起。1931年9月，主张强硬对华政策的激进日本中下层军官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在违抗当时日本政府禁令的情况下，冒险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丧失原则的不抵抗措施，使得这些疯狂的冒险家竟然得以成功（随后得到了西方大国和苏俄的默认）。冒险军事外交的成功迅速提升了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在国内的政治能量，与之相应的是，原先温和主张的传统日本文官体系的政治威望则急剧萎缩，从此日本政府逐渐受到激进军人的制约，并最终成为军队的傀儡。
对此，蒋介石自己事后也在1934年10月《敌乎？友乎？》一文中这样评价“九一八”事变对日本政局和对华政策的影响：“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
今天的特朗普对华政策同样类似，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以疯狂的姿态打破了中国的底线，开创了美国大选总统与台湾直接沟通的先河，在反特朗普政治力量叫嚣“点燃世界大战”抨击特朗普的同时，中国却并未作出真正的反击。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反特朗普力量的政治威望，并赐予了特朗普“战胜中国”的外交成就。此结果将会巩固这位当选总统的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增强他对华外交政策的“激进”倾向。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与特朗普交涉的最大风险，就在于被其不可预测的疯狂所影响，从而做出不必要的妥协。这种退让不但将极大增强地产大亨的政治地位和对华激进倾向，而且还忽视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现实：
即这位新总统的政治地位相当脆弱，他面临着数不清的反对派。那些特朗普的反对者，迫切希望特朗普在外交上遭遇挫折，从而为他们的出头和反击提供力量。而特朗普当前在对华外交上的挑衅姿态，何尝不是为了通过外交上的成功巩固自身脆弱的政治地位？
因此，对特朗普看似疯狂的挑衅，进行强有力的反击，不仅仅是为了保障中国自身的利益，更能够进一步削弱特朗普脆弱的政治地位，从而有效压制其激进政策的形成。外交家永远不必被对手看似疯狂的举止所迷惑，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对自己1936年疯狂的外交赌博“进军莱茵”，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在进军莱茵兰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
在1936年，如果当时的法国人能够不被希特勒的疯狂表象所恫吓，并做出果断的反击，那么由此引发的外交灾难将会毁灭纳粹政权，法国的地缘处境也不会在随后的两年中急剧恶化。
必须承认，特朗普并非希特勒或石原莞尔那样的野心家，美国也不会是纳粹德国或日本帝国那样的征服者，中美之间更不会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对特朗普外交上的无节制退让，不仅仅会损害中国的地缘利益，更会影响美国的政治局势，最终使得中国的地缘处境愈发困难。
毕竟，外交不仅仅是外交，外交更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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