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孙旭阳今天在他的公号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关于雾霾，柴静和李方都错在哪里？》（公号“卖杏花”，有兴趣可关注），试图澄清雾霾讨论中的某些谬误。
我想首先谈谈李方。这位腾讯网高管、资深媒体人在其个人公号上撰文称，讨论雾霾问题，“我想，在300万河北人民（加上家属可能上千万）的吃饭问题面前，我们是没有理由过分抱怨的。”
什么是过分的抱怨？戴个口罩，算不算“过分”？当年有人曾要求戴口罩的美国人道歉，现在学生最好也不要戴口罩，在他们眼里，戴口罩何止是“过分的抱怨”，简直是罪过。
一旦谈起吃饭的生存问题，如果李方先生再加上“初级阶段国情论”，那就太完美了。当然，雾霾哪里来的问题是无法绕过的，李方先生开出的药方是，“雾霾问题，就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的确需要承认，上千万的河北人民要吃饭，这些是事实。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雾霾问题就无解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甚至雾霾就是“合理”的？雾霾的产生，与公共治理的乱作为、不作为问题，是否就不存在？
如果不是对李方先生熟悉的话，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位官方的新闻发言人，它甚至是舆情分析师傅文仁附体，认为对雾霾讨论的舆情事件，应该“把火引到生存与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稳定的问题上来，把舆情长尾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
与水务官员“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残忍和冷漠相比，李方的逻辑似乎更具哲学高度，既然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那自然首要检讨我们对自然的过度索取，雾霾问题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雪崩面前，雪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
从这里看，两年前柴静在纪录片《穹顶之下》所提出的“从我做起”论还是很有市场的。需要肯定，柴静借助自身的明星效应，关注雾霾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公民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有足够的资格说“从我做起”的。
作为公民意识的觉醒、基于道德自觉的行动，这样的“从我做起”不仅难能可贵，更有示范价值。但是，需要意识到，这种道德自觉本身如旭阳所分析的，只是一个孤本，而我则认为，它只是柴静一个人的政治遭遇。
也许是基于策略的考量，柴静呼吁人们从诸如向环保热点打电话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在她的认知中，这是人们公民意识觉醒的开始，是低风险可欲的。
遵循这种思路，我们需要提醒类似哈维尔曾经提醒的“从小事做起”遭遇的两难困境。哈维尔认为，那些试图实践“从小事做起”的人，要不不可避免与当局发生冲突，要么会从一贯的立场退却，随波逐流。
哈维尔举例，啤酒厂里酿啤酒高手S君对厂里经理的胡乱作为导致啤酒厂的困境不满，于是他给经理的上级写信，分析啤酒厂的窘迫处境。如果上级能因此采纳S君的意见，这将是从“小事做起”的范例，经理因此得到提醒或惩戒改善经营管理，啤酒厂恢复正常。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上级与经理纠缠不清的关系，经理不仅没有被提醒或惩戒，反而S君因为得罪了经理而被诬陷为“捣乱分子”。
哈维尔因此认为，“从小事做起”的观念，“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根本不存在一套通行的行为规则，我们没有简明扼要而且普遍有效的办法，来决定‘从小事做起’”……而且“很清楚地看到，如此转化的危险日益俱增。越是‘从小事做起’，便越来越遇到限制，一旦越过底线，为了避免冲突，便意味着放弃”，“他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外在的复杂因素会将他驱逐出现有结构，而站到了一个对立面的位置上，从做好本职工作的良好动机开始，到被打成社会的敌人而告终”。（《哈维尔文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意识觉醒本身就毫无意义，无论是给经理上级写信，还是给环保热线打电话，或者只是戴个口罩表达一下对雾霾的抗议。原子化的个体、单独的行为自然无法起到任何作用，但是，一旦有成千上万人给环保热线打电话，一旦有上千人不约而同戴口罩上街表达抗议，那么它未必仅仅是“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本身，一个人戴口罩上街，有可能会被要求道歉，但是假如有上千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V字仇杀队”。
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环保运动）的过程，一旦把问题的讨论从社会运动（环保运动）的场景中抽离出来，注定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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