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黄华镇甘田村治安员粟明军接到电话举报称，该村白沙一组胡某正在为父亲举办80岁寿宴，祝寿的人非常多。接到举报后，村主任魏银龙向镇政府报告，并立即带领工作人员赶往胡某家。经半小时的说服教育，这场寿宴被制止。
中国传统村落正在消失
这则事件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政府“管得过宽”，有人则认为“农村份子钱压力过大，政府制止''大操大办''属于移风易俗。”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双方的理由都有道理。
笔者自身也不喜欢“随份子”，也对一些“人情往来”疲惫不堪，但是，且不论在这件事上政府管得是否过宽，在政府的管理行为背后是更深层次的隐忧，即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土壤正在逐渐消逝。
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扎根于熟人社会的伦理，这种伦理延伸形成的是一种宗族社会结构。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城市化趋势明显。经济的发展促使着城市正在不断地吞噬着农村空间。城市不仅占据农村的土地，同时也吞噬了扎根于农村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被现代化解构的命运。
由于古代农耕重经验，经验多者即为家族之中的长者，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以“长者为大”为原则，所有的文化内容都由这个原则延伸，在民间逐步演变为“祖先崇拜”。《礼记》讲“士祭其先”即是指中国基层社会的祖先崇拜。中国农村中的祠堂、宗子、族田、谱系都是这种“祖先崇拜”所外化的基层制度。同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这种基层制度也促使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也形成了在除、清、盂、九等四个节日祭祀祖先的传统。
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逐渐养成了中国人“上无愧祖先，下不负子孙”的注重历史传承的观念，但面临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这种文化却变得脆弱不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746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8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0%,比上年末提高1.3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只有43.9%，其中还包括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同时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吞噬农村土地，产生于农村的民间信仰的基础正在逐步瓦解。事实上，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文学作品《秦腔》中即表达了这种对传统信仰文化衰落的担忧。他笔下的夏氏家族即从农村的宗族社会中分离而出，最终子女不孝、兄弟失和。
这也是中国人经常痛斥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原因。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种“国学热”，国学班、国学书籍、国学大师泛滥，乍一看是“传统文化回暖”，但实际上这些文化早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不在了，赋予传统经典的就只有“臆解”。这恐怕也就是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一直呼吁保护古村落的原因所在。
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正在解体
回过头来再看云南基层政府组织老人大办寿宴，可能确实可以移风易俗，也可以缓解农村人的“份子压力”，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能破坏农村社会长期形成的“熟人文化”。因为在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中，不可避免地用现代城市文化观来审视农村风俗，而城市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生人文化”。当“生人文化”替代了“熟人文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将何处安放？这是中国人应该考虑的问题。
在实现现代化与保护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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