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常常用“领袖气质”（Charisma）形容他们眼中的“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词的涵义类似于中共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它是一种天然及后天相互作用凝结的一种“感召力”，用来形容具有远见卓识、善于利用权力惠及大众并受到拥护、个人主观意识和能动性强的魅力型领导者。
历届美国总统，比如里根和罗斯福、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撒切尔、南非总统曼德拉，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被西方形容为这种领袖人物。但是，即将上任担任美国总统及世界领导人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则不符合这样的特质。他似乎正在影响并重塑“西方领导人”的既有形象与范式。
现在，能和特朗普合得来的“领导人”除了西方传统视角中的个别专制者以外，就是那些在民粹主义浪潮中“脱颖而出”的人，比如推动脱欧的独立党前党魁法拉奇(Nigel Farage)。此人被特朗普看好担任新的英国驻美大使，就连新上任的英国首先特蕾莎•梅（Theresa May）也被特朗普告知：您若想来美国，应该（先）告知我。
保守派为这句特朗普式的尴尬用语辩护时说，“特朗普和特蕾莎•梅有可能成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这对政治搭档”。但是，这种历史组合真的能够复制吗？
特朗普行事乖张，非常另类，经常有惊人的言行
一句推文引发一次紧急闭门会议
特朗普目前的言行已经打破了以往任何一位即将上任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记录。他将批评新闻记者和政治对手自诩为“言论自由”，完全蔑视这一民主准则的真正涵义。这种蔑视和不懈还表现在对联合国和奥巴马政府的态度上，比如谢绝与离任前的潘基文会面、无视奥巴马存在，频繁在内政外交争夺注意力。
这样的特朗普究竟会怎样“学当”总统或“担当”世界领导人呢？“三权制衡”体制之中，共和党掌握“两权”。在这样一种优势下，自然有很多不满奥巴马的共和党人磨刀霍霍，欲将奥巴马总统任内的诸多“不良政绩”统统抹杀，并废除或降格民主党掌权时成立的一些工作机制。
1月2日，也就是共和党控制的第115届国会履职之际，一些共和党众议员通过投票， 决定降低国会道德办公室（OCE）职权。
该办公室称得上美国国会的“反腐监察处”，由民主党众议院在2008年推动成立。它的优势是不受两党约束，可以揭发众议院伦理委员会（HEC）不愿公开的腐败案例。8年后，部分共和党人欲将其并入HEC，未来有关国会议员不法行为的调查，必须先由伦理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再转交执法机构。
特朗普的意外胜出，令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很无奈
这引发了当选总统特朗普的不满。他1月3日在推特上发文说：“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们真的必须把弱化独立的道德监察机构作为首要任务吗？尽管它也许不公正。”2小时后，国会共和党人紧急召开闭门会议，一致同意撤销这一草案。当天正式推选的议长瑞恩（Paul Ryan）承认特朗普曾就此致电他。
也就是说，特朗普的一条推文发怒，导致共和党众议员紧急开会，撤销了一项草案。
特朗普这一推特引发的效应可以有三种解读：第一，特朗普自觉已是总统，完全无视奥巴马的存在；第二，新年伊始，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人的争、与民主党人的斗已经开始；第三，和金里奇所说完全相反，特朗普至少在口头上未放弃“清理华府门户”（Drain the Swamp）的承诺。
其实，这只是特朗普一个月以来众多“表演”的一个小插曲，意在故意争夺外界的关注度，事件本身并无什么了不起。但是，相比连月来共和党在特朗普人事任命等问题上的“迁就”姿态，特朗普这种向共和党众议员“泼冷水”的行为还是第一次，凸显了一个问题：特朗普究竟如何理解自己的总统权力？
尽管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在废除奥巴马医改、减税和推行保守执政理念方面存在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是实际操作中，特朗普上台施政会一帆风顺。尤其在如何处理美俄关系方面，除了民主党人以外，很多共和党人也抱有疑问。
第一个不遵循传统的总统
如果说奥巴马被极端保守派视为“外国人”（非本土出身）当选总统，那么特朗普就是被自由派部分人视为“外来势力”助其当选总统。这里的外来势力自然是指俄罗斯或俄总统普京，即便美国情报界也未排除其他行为国家。一旦和外来势力扯上联系，通常都会联系到其中的动机或者目的。
对于这一点，特朗普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发展对俄建设性合作关系，或者正如某些学者所说，“联俄抗中”。而且，特朗普甚至不排除同叙利亚政府合作打击ISIS。
这种姿态都和美国历届领导人秉持的执政理念和国际观念不同。
从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1917年在一战前夕发表“世界应该让民主享有安全”演讲，到二战时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发表《大西洋宪章》，宣称“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之后美国历任总统都会在遵循其中的核心精髓，即“政治自由”、“民主自由”和“海上自由”以及“机会均等”。
这些精髓帮助美国夺得和维持了“世界领导地位”。
特朗普会是一个怎样的总统，他又能否真的令美国重新伟大起来呢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蔓延，从杜鲁门（朝鲜战争）到里根（对台六项承诺），都不惜支持一些反共的他国独裁者；当然，这一点从苏联解体来看，被证明是正确的，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欧洲的蔓延。
9•11发生后，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首次将民主宣传与推广提升到核心国家利益的层面，坚持认为“本国之自由的存在愈趋依赖于他国重获自由”。虽然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但他的初衷并没有错，即民主、法治和经济繁荣。
今天，在恐怖主义面前，美国也不惜和中东沙特、巴林站在一起，甚至寻求中国（西方眼中的专制国家）的军事介入（比如打击ISIS）。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初衷依然没有变，那就是民主和法治依然是解决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或药方。
重塑“西方领导人”政客形象？
但是，特朗普似乎不愿意坚持这一传统路线。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奥巴马的自由进步主义再怎么说也有重叠之处，坚持自由与民主的“至高无上”，或“普世性”。但特朗普（或正如金里奇吹捧的“特朗普主义”）则是一种“事务型”或“交易型”的心态，完全无视美国传统价值观。
不知是有意为之，亦或是偶然联系，特朗普倾向于同西方传统意识中“反自由主义”的国家站在一起，比如俄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和已故的部分政治强人等。就连默克尔也毫不委婉地提醒过特朗普，要遵循传统西方价值观。显然，特朗普的领导风格似乎已经影响到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
比如，英国女首相特蕾莎•梅为了“讨好”特朗普，甚至在安理会通过涉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的决议案问题上直接批评奥巴马的国务院，令后者大跌眼镜，毕竟英国是幕后推动决议案通过的国家之一。特朗普幕后施压要求放弃或推迟这一决议案表决的国家当中，埃及也是首先屈服的国家之一。
与什么样的领导人打交道，就应该用什么样方式。特朗普若未当选，他的领导风格，权当大家饭余茶后的谈资。但是，他已然当选，大家又不得不去适应他。这个适应的过程可能会对整个西方传统领导人的形象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假如真让特朗普现在表现的这样，彻底抛弃“美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美国民主及普世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以一种讲究务实、注重交易甚至依据个人好恶的方式，引领美国，西方民主体制的瓦解或者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就会成为真命题。
但是，在经济主导优势转向新型经济体的大势下，除了民主与自由或普世价值观，特朗普究竟还能拿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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