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6年，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欧洲而言，可谓过山车的一年。各类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各层级选举密集崛起，并迅速成为欧洲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弥漫于欧洲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冲击着原有的制度认同。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博士。在崔洪建看来，欧洲当下面临着道路选择的方向性问题，传统道路正在被实践证明难以前行。
换种思维看欧洲
欧洲变局考验默克尔
从英国脱欧到意大利公投失败，再到接下来的法国总统选举、荷兰大选和德国大选，外界都在猜测下一个黑天鹅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您如何理解欧洲近期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
崔洪建：欧洲走到今天，祸根早已经埋下，黑天鹅事件并不让人太意外。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欧债危机，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拐点。因为欧洲走的是一体化道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所以当经济领域出现问题之后，便逐渐向政治以及社会领域渗透。加之欧盟自身的特点，危机会以内部博弈、相互牵连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当问题积累并蔓延时，表现出来的就是希腊债务危机、公投频发，直至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失败等，线索非常清晰。
所谓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打破了人们之前对欧洲的一些惯性认识。此前外界习惯以一种比较固定的思维看欧洲问题，认为一体化的路径已经被设定好，只管往前走，过程中最多只是做一些技术上的调整。但从2009年到现在，欧洲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技术调整问题，而是结构性矛盾和方向性选择的问题了。接下来围绕结构性和方向性的争论会继续触发欧洲一体化的深度改革和调整，一些类似的“意外事件”还会再次发生。
如果欧洲传统的方向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那么要调整或改革的“新方向”是什么？
崔洪建: 欧洲传统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前，欧盟可以通过不断推进单一市场运作，扩大欧元区范围来消化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危机的爆发说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英国脱欧实际上是对欧洲发展方向的一次挑战，因为欧盟内部在发展方向上的共识已经不存在。乌克兰危机则是另一个挑战。欧盟东扩无非是价值观、发展观、体制和制度的输出，但乌克兰危机爆发说明，外扩这条路也走不通。
另一方面，经过这么多年的顺利发展，欧洲内部很多政治意识、精英阶层以及社会结构都比较僵化和固化。这导致欧洲在处理问题时，首先碰到的是许多条条框框和“政治正确性”。一个政治体如果面临太多政治正确性，那就意味着需要改变，需要改革这种僵化的模式。
以“改变”之名挑战一体化
是不是可以说，当下欧洲的右翼化和民粹泛滥，正是钻了道路选择的空子？毕竟以“改变”作为目的，任何形式都可能被允许、被鼓励。
崔洪建: 这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很熟悉的路径，当人们感觉不安全时就会右转，期待强人领袖振臂一呼。在这个时候说出一些比较极端口号的人，比如声称要重建国家，重建强有力政府，往往能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
欧债危机爆发前，大家对欧盟充满信心，当时的政治光谱在中间，极右翼处在边缘。但危机爆发后，政治光谱出现右移，极右翼往中间走，整个欧洲的政治风向已经发生改变。有了英国脱欧和意大利公投的前车之鉴，人们要调整看待问题的焦距，不能再固守对欧洲的传统认识。
面对政治光谱的移动，以及政治风向的骤变，欧洲传统主流政党和精英们难道只能坐以待毙？
崔洪建：欧盟也在找平衡，调整行为方式和决策方式。以难民分配方案为例，一开始欧盟还是想按照一体化方式解决问题，提出难民分配方案，给各成员国分配接收难民的数额。但该提议遭到一些中东欧国家反对，欧盟也不能强制成员国接受难民。因此，欧盟就开始考虑后退，提出“灵活性团结”的概念，即目标现在还是要寻求欧盟团结，但方式可以灵活，各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内的情况作决定。另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CETA）的签订。按照欧盟以前的方式，直接由欧盟层面决定就行，不需要成员国议会去参与通过。但现在成了混合决策方式，把成员国议会也包括进来。
即便如此，欧盟和成员国之间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从欧盟层面来说，欧债危机之后，欧盟没办法给成员国提供可见的公共产品和福利，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和广泛支持，所谓“民主赤字”的问题更加严重。加之，越来越多的成员国遇到诸如经济发展不平等、失业、社会融合等问题的巨大挑战，因此政治精英们开始试图转移国内矛盾，欧洲一体化就成了“理想的”替罪羊。结果直接导致国内政治开始挑战欧盟、挑战欧元区，之前主权让渡的一体化线形路径出现了逆流，实际上是逆一体化现象。
从成员国层面来看，很多成员国内部的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体化层面的治理问题。这几年来成员国和欧盟的矛盾夹杂不清，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调整关系的地步，需要分清彼此间的责权范围。这本身也说明一体化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路径需要重新设计，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能分配需要重新进行调整和平衡，也就是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之间的分工和分配体系需要改革，以适应目前的变化。
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
可是对欧洲来说，内忧之外还有外患。尤其是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外界也在猜测这位“以商人逻辑玩政治”的美国总统会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变量与冲击。
崔洪建: 首先从政治意识层面来说，欧洲传统政治精英对特朗普有强烈的排斥情绪，认为他就是一个“不容于主流的极右翼分子”。因此就政治意识和价值观角度而言，无论中左派还是中右派，都觉得很受挫，认为特朗普会打破传统规则，不按常理出牌，并且损害西方的传统价值观，造成西方政治的窳败。
传统欧洲主流派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也是规则维护者，其实他们还是排斥新兴事物或“不服从规则”的行为体。比如在看待中国的时候，总是倾向于拿自己的规则去“套”中国，这就很容易给中国贴上“不守规则”或“游戏规则颠覆者”的卷标。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游戏规则颠覆者出自西方世界内部，比如英国独立党的法拉吉（Nigel Farage）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及美国的特朗普，这些来自内部的“离经叛道”，可能让欧洲传统政治受到的刺激会更大。“特朗普现象”是就很难被接受的，更不用说特朗普本人正有意无意地在姿态上、政策主张上和欧洲传统政治精英拉开距离。特朗普当选后首先互动的是法拉吉和勒庞，这也加剧了欧洲主流对于特朗普的负面看法。
第二个影响则是在政策层面上，特朗普当选后的政策走向会对欧美关系产生影响。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发表关于北约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的看法。特朗普竞选团队曾经表示，对于新政府来说，自由贸易和北约等都是选项。当然，政策层面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因为特朗普本身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他多大程度上受美国以及欧洲传统政治精英的影响也还不确定。
从商人角度出发，特朗普现在提供的是相对于传统美欧关系的一个逆向思维，北约一直被描绘成遏制俄罗斯以及美国捆绑欧洲的一个安全工具。但特朗普目前正在朝着改善美俄关系的方向努力，这么做的结果使得北约存在的合理性降低。美国接下来就可以此作为筹码，来要求北约其他国家多花钱，改变以往北约成员国搭美国便车的情况。
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特朗普能以一人之力从整体上改变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或是对美欧关系的界定。尽管他可以从局部上去重塑这种关系，令以前捆绑式、机制化的方式有所松动，变得更为灵活，美国还可以根据利益大小去调整这种关系。
欧洲是否可以借助特朗普“放弃”北约的机会实现军事一体化，从而不再依赖美国保护？
崔洪建: 以前欧洲谈论共同防务建设更多的是强调相对于美国的防务独立，不能完全被北约掌控，当然其中也有把军事一体化看作政治一体化必然过程的“欧洲联邦”的理想因素。但这一轮的欧洲防务建设，之所以成为多数成员国愿意接收的共识，主要还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考虑，例如由于难民危机和反恐需要而提出的共同边境和边境管控问题。欧洲推进共同防务背后的动力和需求发生了变化。
虽然现在欧洲共同防务已经成了一个“必要的”政治工程，但这项工程能进行到何种程度，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比较被动的，主要还得看成员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就“安全威胁”达成共识，以及随着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这种共识能够维持多久。此前欧洲独立防务体系迟迟建立不起来，一方面是美国不喜欢，另一方面是欧洲国家没有意愿。因为对很多欧洲小国来说，他们没有能力既支持北约又支撑欧洲防务。如果真的要有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共同防务，大国必须承担更多义务。
除以此外，另一个大问题是如何界定欧洲安全？共同防务是为了应对边境问题或者恐怖主义威胁这些比较软性的问题，还是为了应对周边地区，如俄罗斯以及来自中东北非地区动荡的威胁？成员国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予一致的回答，才能谈得上建立合作形式和规模的欧洲自身防务能力。现在对于推进共同防务，欧洲国家开始在观念上拥有共识，但接下来在发展过程中碰到上述现实问题时，分歧就会出现。
有消息显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正准备在2017年1月年度会议上欢迎习近平出席，这将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与会。有观点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正开始填补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可能腾出的空间。
崔洪建：习近平这一次在达沃斯论坛上会说什么，非常关键。事实上，在处理和欧洲及西方的关系，以及包括怎样看待自身的问题上，中国始终在纠结共性和个性的问题。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强调共同挑战，在找到共性后。中国当然可以介绍自身经验，但不能在欧洲自信心下降、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一味强调“我比你干得好”，应当表达的是“我们一起干会更好”，最终的目标还是应当同舟共济，因为大家本来就在一条船上，被全球化浪潮推着往前走。否则“利益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就成了空洞的说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或许多多少少相信了西方说的“中国就是全球化的赢家”，而且也不太愿意承认自身实际上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现在发生在欧美的现象表明，既然全球化大潮让世界变得更平了，那么发达国家在输出资金、技术的同时，一些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分配等难题，也会成为大家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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