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是智力测验
对弱势群体加以保护的论调并不新鲜，它们大都基于教育公平的价值观。标新立异的薛涌则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智商效率论”。他在《北大批判》一书中提到，今天中国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达到56%左右，结果智商平均线附近的孩子也能进入大学，而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适合高等教育。薛涌在此处引用的大学录取率，只是高中生考入大学的比例，并非所有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即所谓的“毛入学率”。事实上，中国的中考制度已经淘汰掉一半成绩不佳的考生，高考又淘汰了四分之一，最后只剩下20%左右的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
在他那篇耸人听闻的《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中，薛涌也意识到中国的毛入学率在2008年才达到23%，“如果这23%是在整个适龄人口中选拔，那么大学生就差不多是顶尖的23%的聪明人。”不过，薛涌笔锋一转，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5%，农村背景的大学生只占全国大学生的17.7%。他由此推论：“如果这23%仅仅是在45%的城市人口中选拔， 那么几乎所有智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可以进大学。……这其中有很多人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料。”
薛涌是个勤奋著述的作家，却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关于农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据沈若愚先生查证，薛涌引用的数据源自十年前对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姑且假定农村学生的比例的确下降了，即便如此，薛涌的论点仍然建立在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拥有相同的智商分布。很遗憾，像各地居民的身高一样，智商在一国范围内的分布并不均匀。基于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纳了全国范围的优秀人才，我们有理由猜测，城市人口的平均智商应当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高于农村人口。不过，薛涌和我都没有智商在中国城乡分布的经验数据，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最好说“不知道”。缺乏扎实的数据已经动摇了“智商效率论”的根基，但并不影响我对这一政策主张的批评。我们不妨让薛涌一步，假设农村考生的平均智商甚至高过城市考生。尽管如此，我依然反对保护农村人的配额制。理由很简单——除了智力竞赛，智商不应当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一个学生优秀与否，只在于他的学业表现，而不在聪明程度。虽然高智商者更有可能学业出众，选拔人才却只能依照成绩标准。学业表现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包括毅力、耐力、记忆力和想象力。智力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打个比方，一台电脑的综合性能由一组部件共同决定，其中芯片的运行速度最为关键。可消费者只看重电脑是否好用，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一块高速芯片就购买整机。同样，智商较高也不必然代表学习能力，最能体现学习能力的，就是你能考多高。高考不是智力测试，而是要检测考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一分就是一分。不管先天还是后天使然，某考生没有达到一定分数，就说明他的学习能力不足。薛涌也许会争辩，说那些聪明的农村孩子更有学习潜力——那就让他们到考场上把潜力发挥出来吧。我承认教育资源的贫乏会影响农村考生的成绩，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已经适合高等教育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薛涌主张的配额制还不是根据每位考生的智商水平给予机会，而是根据农村人整体的平均智商区别对待。我想薛涌同我一样，都认为智商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决定的生物学特征。那么，依照总体的生物学特征给予某一群体特别关照，这对其他群体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歧视。
被保护的与被取代的
在反驳过薛涌的“智商效率论”后，我们再来看看更坚实的“教育公平论”。这一理论大意如下：不是农村人不行，是学习环境不好，所以考分比城里人低一些。考不上的农村人如果能进大学，照样不输于城里人。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都还记得“张铁生”这个名字。此人在1973年的高考试卷上仅答了三道小题，但他并不因此感到羞愧，反而写下一段申辩辞。张铁生说，他整天辛勤务农，自然不会像懒散的“书呆子们”那样有时间复习。平心而论，张铁生的自辩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拿同一张试卷测试全国考生，高考顶多能做到机会平等，起点平等则从来没有做到过。
问题在于，保护农村考生的配额制能否使大学录取制度更加公平？配额制显然不会改变起点不平等，我们只能希望它改善终点平等。不妨分析一个具有现实性的例子。假设高考大省江苏试行配额制，在2010年分城市和农村地区划定了两条录取线，以保证农村考生占到三成比例。结果有一万名农村少年因此受益，同时也有一万名城市少年因此落榜。再假设那一万名农村考生和被他们挤出局的城市考生具有大体相当的学业表现，虽然前者的平均成绩比后者要低一些。现在，城市考生愤愤不平地发问了：既然水平相当，凭什么农村人能上大学，我们就不能上？
薛涌已不能用智商作答。首先，他不知道每个考生的智商；其次，就算他知道，按照他的逻辑，他也应该按这两万名城乡考生的智商高低依次录取，而不是按户口生硬地划一道线。薛涌的答案恐怕就一句话：“你们城里人已经享了不少福，就让让人家农民兄弟吧。”人们一般认为城里人的生活好过农村人，可涉及到一个个具体的城乡考生，谁更幸福就不好讲了。就拿智商来说，一个城市孩子可能不如另一个农村孩子聪明，可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他也为此付出了更多的辛苦。你怎么能认定前者就比后者幸福？
薛涌曾在《东方早报》的评论中指出，“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也就是说，很多农村孩子还没上到高中就辍学了，根本没机会参加高考。如果我们按薛涌的主张，硬性划拔给农村考生一定录取名额，实际上照顾了那些农村富裕家庭，因为他们才有钱供孩子上高中。另一方面，城市富人会为他们的子女请家教，甚至送到国外大学，结果薛涌的配额制很有可能取代一批城市贫民的孩子。在农村富户和城市贫民之间，我们真知道该把机会让给谁吗？
你要保护，我也要
薛涌在耶鲁上学时参加过斯各特教授（James Scott）的讨论课。这位学者著有《国家的视角》一书，着力批评各国政府高高在上的经济规划政策。无论薛涌怎样标榜自己贴近民间的“反智主义”，他常常通过国家观象台的望远镜观察中国社会，而不去细察民情。他想当然地把城市和农村看作质地相同的两大板块。实际上，城市和农村内部也存在着相当的经济差距。这里只提出两点，以说明薛涌的方案多么大而化之。第一，城市贫民享有的教育资源，尤其在小城镇，未必好过农村富户。许多厂矿中学的师资质量还不如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中学。这种情况下仍对后者进行保护，显然有失公平。第二，就算城市贫民占有的教育资源好过农村富户，也不如城市中上层家庭。这就意味着一种可能：在城市里，出身贫寒的聪明考生分数相对较低；在农村里，出身富户的平庸考生分数相对较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薛涌的配额制本想多录取高智商的孩子，反倒可能让农村里智力一般的考生代替了城市里比较聪明的人。
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读者或许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善待所有弱势群体，让天下受苦人都分享到公平的社会福利？别管什么农村人城里人，只要是户均收入低于贫困线，就应该享受配额保护。”基于薛涌的价值观和逻辑思维，我想他会双手赞成这一主张。可问题又来了，经济差距只是决定考试表现的一项外部因素，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上千种，每一种对应的受损群体都有理由要求保护。就拿左撇子来说吧，他们生活的世界基本是右撇子设计的。左撇子为此要比右撇子花费更多时间，经受更多痛苦，才能学会书写和使用工具。如果左撇子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低于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他们完全有理由像农村孩子一样要求保护，因为他们的不幸是右撇子主导的社会造成的。
社会学家郑也夫是个配额制的积极反对者。多年前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问道，如果黑人要求保护，为什么天主教徒不能提出同样要求？几乎每一个在大学生中代表程度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群体都有理由要求保护。在中国除了农村人以外，至少有几十个群体可以提出合理的保护申请，包括同性恋、煤矿工人和肥胖症患者。既然这么多群体需要保护，为什么薛涌偏偏提出一项农村配额制？因为他只看到了城乡差别的统计数字。至于矿工子女在录取学生中的比例，国家统计局并不提供有关数字，也就不能激起薛涌替他们代言。
个体平等与团体平等
行文至此，读者一定以为我坚决反对配额制。恰恰相反，在一定条件下，我会积极支持这种制度。自从中国采取科举选士，配额制也随之产生；今天，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实行高等教育的配额制。如此广大的时空内存在的一项制度，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不妨通过两项主要实践——中国的科举制和美国的平权法案，来看看实施这项制度的真正源由。
明朝初期，科举考场上多为南人胜出，而朱姓王朝还没有巩固北方的政权基础。1425年，大学士杨士奇建议按南北地域分卷取士，以照顾了北方士人的利益，明朝政府不久即分南北中三大区域分别录取考生。类似地，美国近几十年实行平权法案，也是出于政治原因，尤其是族群政治和女权主义的兴起。历经过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两党达成共识，必须消除对黑人和妇女的社会歧视，并为此出台了多项福利措施。尽管如此，有些政治家和利益团体仍然担心这些措施不能在短期内有效消除歧视，因而在高教和就业部门推行配额制，保证弱势群体占有一定比例。
很多人以为配额制保护弱者，其实是重大的误解。这里，我们必须将作为个体的“弱者”和作为“弱势群体”的团体区分开来。如上文所述，任何个体都存在不利于学业的条件，都有理由要求保护。我们可以将社会成员分划成千百种群体，每一种划分几乎都对应着代表不足的群体，政府不可能对这些群体都加以保护。然而，一些群体对制度性保护的诉求却必须重视，这就是按某种界线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在人口相对固定的古代中国，团体政治以地域为界线展开；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代美国，团体政治则以族群为界线展开。套句老话：所有弱势群体都需要保护，但有些群体比另一些更需要。如果左撇子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团体，我们就会看到保护左撇子的配额制。
从个体公平的角度看，中国边远省份被录取的学生并没有获得优惠的特殊理由，因为全国其他地方很多学生的学习条件还不如他们。只是出于平衡地区利益的考虑，我们才对西部落后省份的学业突出者加以照顾。与此相似，美国的平权法案并不保护所有弱者，而是照顾弱势群体中的精英分子。美国自由派当年主张配给黑人学生一定比例的大学录取名额，结果黑人中产阶级的孩子成了最大获益者，那些黑人穷孩子还是没学上。配额制的要义并不在于消除个体不平等——个体之间的不平等总是存在的，而在于让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平等地享有不平等。
基于政治考虑的配额制具有重大意义。分省取士的科举制有利于维持各省之间的利益平衡，防止中央官员形成以地方为背景的派系。它对落后省份的照顾，则与美国的参议院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历朝政府借配额制“加惠边陲士子”，有力地促进了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事业，这是庞大的中华帝国维持统一的秘密之一。同样，美国的配额制也激励了少数族裔学习主流文化，导致更加迅速地自我同化。
今天，我们照顾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省份，主要不是为了改善个体之间的经济平等，而是为了保持团体之间的政治平等。给予少数民族中的精英分子更多录取机会，他们就更愿意接受汉化教育，维护国家统一。
城乡差异不同于黑白分明
现在，让我们回到针对城乡的配额制问题，思考一下是否应当基于团体平等照顾农村考生。表面看上去，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别巨大，农村人有理由作为整体要求教育公平。可城乡问题在本质上不同于美国的种族问题，也不同于中国的东西部问题。
其一，农村在中国只具有统计意义，并不够成政治团体。如前所述，中国的团体政治主要依省份界线展开。一个浙江农民碰到另一个甘肃市民，首先会想到自己是个浙江人，而不是他的农民身份。能保护这个农民教育利益的，只能是浙江省政府，而不是任何全国性的农民组织。中国沿海省份富庶农户享有的教育资源很可能好过内陆地区的贫穷市民。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农民不会共同争取教育权益，一省的农民和市民倒有可能联合起来与其他省份竞争。
其二，城乡身份不是恒定的。除了杰克逊，美国的黑人终身保有其肤色，他们与白人的体貌区别一望可知。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农村人在有生之年就可以变为城里人。大学毕业的黑人还是黑人，可农村考生一入校园就跳出农门了。今天中国的城市居民，很多都是以前的农村人，或是他们的子女。因此，黑人终身都会关注族群平等，农村人只要有不少机会获得城市身份，就不会特别在乎配额制。
其三，高考并不歧视农村人。美国平权法案的主要目标是消除歧视，配额制只是一种方便快捷的手段。我承认农村人理应像城市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公民待遇，可高考恰恰对城乡考生一视同仁，并不因为城市人的身份就他们加分。与此不同，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并不完全按分数招生，这为歧视少数族裔留下了一些口子。高考即使没有给农村人优惠，至少维持了他们的平等权益。你可以说这一制度歧视山东人或湖北人，但不能说它歧视农村人。
其四，农村和城市的文化差别并不显著。这里文化差别并不是指教育资源，而是指语言、习惯、口味等特定的文化修养。如果选拔标准明显偏向某一文化群体，那么受损的弱势群体有理由要求配额制保护。例如，英语主导的加拿大就给予法语区的学生一定配额。假设台湾学生全面参加大陆的高考，我们就应该加以保护，因为他们使用繁体字，台湾国语的用词也有别于普通话。可中国并不存在一种明显区别于农村的城市文化，城里人在文化意义上并不占多少优势。
基于以上四点理由，保护农村人的配额制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
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
教育公平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之一，孔子就提出过“有教无类”的伟大理想。和薛涌一样，我承认教育资源分配存在着城乡差距，近来年甚至有恶化的趋势。政府当然有责任改善农村地区的教学条件。同时，我们也要弄清楚病根再对症下药。比如，在我的家乡山西，一部分山区人口因缺碘而患有弱智症，他们自然考不上大学。供给含碘药物就比配额制对他们更有帮助。如果贫困状况不仅仅减少教育资源，还影响农村人自身的学习能力，保护农村的配额制就存在揠苗助长的危险。
因材施教也是古代圣贤提出的教育理念，并在实践中通过考试制度得到贯彻。除非一定条件使然，我们都应当坚持唯才是举的普世标准。我们应当尽力消除各种不平等现象，但起点不平等恐怕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形成政治团体的弱势群体才有资格要求保护。当他们的身份固定并且受到歧视，或者选拔标准在文化意义上明显不公时，我们才需要采取配额制以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和谐统一。与此同时，我们应牢记这种团体平等是以削弱个体之间的机会平等为代价的。
我并不否定薛涌的价值观，效率和公平也是我持有的理念。可是，脱离现实的理论想象与忽视民情的国家视角，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我也有一个梦想。这梦想就是，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孩子们，无论出身贫富，无论智商高低，无论来自东南西北，都能享受起码的基础教育，都能在同一标准下公平地自由竞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