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民族主义不仅是一股自下而上的怒潮，还是野心家的策略。政治家们讲述的故事虽然细节不同，但根本精髓都一样。
人性带有部落特征。我们既是社会动物，也是文化动物。文化让我们不仅在家族的小团伙内部合作，也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合作。在所有想象的共同体中，没有什么比代表拥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更接近家庭。
创建想象共同体的能力是人类的强项，但也是其最大弱点之一。想象的共同体界定了人们共同拥有什么。但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因素，也在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划出了界线。古今都有一些领导人煽动愤怒的民族主义，以证明实行专制统治、甚至发动战争的正当性。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战争都被视为社会之间的自然关系。胜利者可以抢掠财物，胜利还可以带来权力和威望----至少对掌权的精英而言。为战争动员资源是国家的核心角色之一。而证明此类动员的正当性是文化的核心作用之一。
另一种实现繁荣的方式是进行贸易。贸易与抢掠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平衡关系。两者都需要高效文化支撑的强大机制。但战争需要靠忠诚支撑的军队，而贸易需要由正义保障的安全。
或许，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一种理念，即比起相互攻伐，不同社会可以从寻求相互贸易中获得更多好处。此外，合作伙伴越富有，开展互利贸易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国家之间明智的关系是合作（而非战争）和贸易（而非闭关自守）的关系。这一高见恰好是正确的，但它与直觉相悖，甚至令人不安。它意味着，与本国同胞相比，一国公民或许可以从外国人那里得到更多。这会削弱人们对想象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对部落忠诚的侵蚀是一种威胁。如果外国人被准许自由移民，威胁将更大。人们会问，在我们的家园落户、分享我们的福利的这些陌生人是谁？
关于开展互利贸易是不同社会之间最佳往来方式的观点，是本周在达沃斯举行年会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根本理念。它强调贸易和人类的共同之处可以超越冲突和分歧。
这一信条不错。但英国保守党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将其信徒斥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世界公民”。她唤起的怨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从全球化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后过渡时期受益的那些人，对那些未能受益的人们关注远远不够。他们想当然地相信水涨船高。他们在往往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富裕起来。他们制造了一场金融危机，那场危机摧毁了他们在正直和胜任能力方面的声誉，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他们以为，对自己意义不大的归属感，对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也没什么意义。难怪那些发现世界已被社会和经济变迁改变的人，转向了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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