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污莫过于骂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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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请问各位，当你和一个人口角的时候，是对方骂你“X你妈”还是骂你“汉奸”让你更愤怒？显然是“汉奸”。因为“x你妈”仅仅表达了 一个人对你的愤怒，而“汉奸”则代表着一种语言上的隔离，认同感上的驱逐，代表着骂人者代表全体中国人”X尼玛”了。
而事实上，我们现代中国人看见汉奸俩字就咬牙切齿实际上是从民国开始至今才有的民族情感。（古代的话就是宋明两朝有汉奸一说）清朝的时候全国人都是汉奸……你要是天地会的成员，放眼望去华夏大地遍是汉奸呐。尤其是扬州，在清军十日屠城之后才几年就欣欣向荣了，成为清朝文化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民国时期的立国之本，唯一的政治正确就是民族主义。这是孙中山在实力弱于北洋系的情况下政治上高明的一招。将当时所有社会问题推给前朝然后占领政治正确的高地。所有问题都是“鞑虏”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好来就是好。由于民族主义在随后的二次大战中发挥了很强的凝聚力，因此也成为一个政治遗产交给了今天的中国。于是我们唱国歌时第一句就是“中华民族”。而我们中华民族所憎恨的是封建统治和列强。所以民族主义吃的深人就容易仇外，再加上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教材的充分普及，如果没有后期的更广博的阅读量来矫正，那么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应该就是仇外的，不仅仇外更加仇“汉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现代社会除了涉及国防机密的间谍，没有谁是真“汉奸”。骂之以汉奸，只不过是寻常的将正常人先贴标签再喷标签的网络骂战污蔑手段而已。
网络骂战最主要的战场是文、史、哲（毕竟喷理科的门槛比较高）。历史则是最重要的战场，尤其是近代史。大家围绕着谁抗日谁没抗日、谁是汉奸谁不是汉奸……中国落后是谁的责任之类的等等问题撕逼扯嘴。很多历史问题的争论都是预设立场的，最常见的是一方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历史教材为依据，另一方以后来又看的什么“真相”为依据。其实很多时候辩论都可以省去，简化成一句话：“你看的书和我看的书说的不一样，所以X你妈……”
于是我想，究竟是谁这么“不安好心”的炮制了历史观点，妄图使在21世纪的中文互联中，总是有一半人认为另一半人是汉奸，另一半人认为那一半人是国贼？一定是个大阴谋……经过一番考据，我还真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找着了，果然是“美帝”的人……
造成中十几亿人中的绝大多数相信自己有一个屈辱的、被列强欺辱的历史，从此学不会跟外国人好好说话，非要报仇的，还真不是我们善良勇敢的中国人，这是一个美国的汉学大家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研究方法无意间造成中国自认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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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记得在历史课本中，将鸦片战争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点，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进入了黑暗的，惨遭蹂躏的，签下无数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时代……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清代以前中国一直领先于全世界，恰恰由于清朝的封建统治导致中国没有赶上工业革命这班车，从而沦为惨遭掠夺和蹂躏的国家。
以上这种历史观逻辑简单，容易记忆，我们每个人为了通过考试都曾经以此为线索记忆知识点。在我们脑海里，慈禧是坏的，戊戌六君子是好的，袁世凯是坏的……以至于后来的网络历史争论呈现两极化，相信共产党救中国和国民党救中国的……五毛和果粉打的不可开交。这种争论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近代中国被满清搞的糟透了，需要一个救世主。其实这个历史观本身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的，甚至有很多谬误。比如外蒙分裂究竟是谁的错，这是撕逼最常出现的例子之一。
以上史观尽管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20世纪初仍然是最令人信服传播最广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首先提出以鸦片战争分界的正是这为出生于1907年的汉学大家费正清。在1927年和五年以后，分别由赵尔巽和萧一山相继编撰出版了《清史稿》和《清代通史》，形成了基本框架。在费正清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的汉学家们基于得到的中国文献，由此分成两拨，一波研究古代中国，另一波研究近代中国，以1842年为分界线。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看到的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研究近代中国的则看到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中国。后来这种历史观点由于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历史决定论史观十分相合，便成了我们中国建国后历史课本近代史部分的主要框架，只不过立场发生了改变。无论是在列宁还是费正清眼中，或者说在大多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人心中都有一个固定世界观，那就是“西方中心论”。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停滞的帝国，而鸦片战争为其带入了变革之风。在我们的教材中，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惨遭列强欺辱，直到某位大救星出现。只不过大救星在台湾历史课本和大陆历史课本里不是一个人而已。
可以说无论是五毛还是果粉的历史观，都是上个世纪初的费正清史观衍生出来的版本。这些费正清史观衍生版本里的清朝被很违和一刀切，从康、雍、乾的英明神武，到道、咸、同、光的弱鸡，反差强烈。特别是后面一路弱鸡，直到出现了“大救星”，这种叙事背后隐藏政治目的让其更加可疑（并没有几个中国人觉得可疑）。如果了解国民党的发展轨迹，便会了解这种定性其实与事实不符。民国在二次大战中所保卫的国土，很多并非是明朝遗产，而是“鞑虏”们的遗产。事实上是清朝的遗产，被打着“同文同种”旗号的日本人妄图篡夺。至少在法理上，日本侵华时期打的旗号是同文同种（以中国人孙子的身份来争夺遗产，与不会讲英语的诺曼征服英国简直如出一辙），并且还成功的控制了前朝皇帝建立满洲国。在东北军撤出东三省之后，民族主义高涨，“九一八，九一八”唱的动人，但汉人丢了什么?。在我去山海关旅游时就在思索一点，既然后金与大明边界在此，那么由此往北的土地算什么呢？只有把东三省以女真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归为“中华民族”才能讲得通。但是孙中山“驱除鞑虏”所驱逐的正是满人。日本人，以溥仪建立满洲国，等于恢复到明朝法理。女真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在故土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这个地区在明朝并非中央政府所直辖。这其中日本人所使用的手法，一下击中了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命门，是非常值得今日崛起的中国人去思考的。介于国父孙文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两任日本情妇和私生女均在日本，并日本政府曾明确表示倒袁支持孙文。）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不想从阴谋论的角度去谈，也没有什么头绪，所以就不深聊了。总之近代中国历史标准答案中疑点颇多。并且由此助长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民族主义思潮还写在了意识形态底层，导致今日中国有超级大国之物质，无超级大国之自信。中国人在国际舞台的心理表征，特别像过去班级里被欺负的受气包想要翻身复仇，由极端自卑转变为极端自负。这种心态很容易传达给全世界，从而影响全世界对中国担当的信心。故若要不极端自负，先要不极端自卑。
比费正清更好的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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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另一位汉学大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批评费正清史观。特别建议大家多学习这些学术大家们的批评方式，不是骂街，扣帽子，不预设立场后找证据。史景迁为代表的美国史学家，提出了更加站得住脚的观点，那就是Longue duree 长时段史观。毕竟费正清的时代人们距离很多事件的发生太近，还不能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估。费正清史观成型的时期正值二次大战前后，这种敌对立场就很容易将甲午中日战争和后来的日本入侵联系起来，从而弱化了中国支持了日俄战争中的日方，以及日本资助孙中山这样的史实。并且基于晚清落后的预置立场，很多史实就变得毫无逻辑，无法解释。所以史景迁的学派主张将明朝中后期和整个清朝直到宣统退位 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这就是帝国晚期。在这个角度中，明朝中后期世界各国的都处于帝国发展的瓶颈，而在其后各自尝试了不同的道路。其中中国不是最糟的，并不比法兰西帝国、罗曼诺夫王朝、莫卧儿王朝更糟。相反，帝国晚期的发展所留下的遗产与问题直接留给了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今天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根源在帝国晚期也就是明清时代就已经种下了。
将明朝中后期和清代看成一体的最大好处就是脱离了中国儒家史观的兴衰循环说。尽管朝代看上去是在兴衰的轮回之中，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间发生多次生产力的革新是线性发展的。人口从汉代的2000余万，到唐宋时代的五千多万，到明末突破两亿，到清末接近五亿。帝国的统治者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用管理2000万人取得“盛世”的统治规则是不能去管理五亿人的国家的。如果客观的评价，最后的王朝总是帝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清朝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帝国阶段政府效率最高，管理能力最强的。（整个清朝只有常备军100万人，守卫的疆土最大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这一解释在全世界也都具有通用性，和中国更多相似的其实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而非朝鲜李朝和日本明治王朝。而莫卧儿，罗曼诺夫和清帝国作为早期帝国都在其后的全球争霸中落败。尽管他们可能是本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但也因是末代王朝而遭到诟病。同样这些末代王朝给其后继者留下了大量遗产，例如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全部是罗曼诺夫王朝后期的成果，而中国新疆、台湾是清帝国扩张的结果。（土司和附庸国是不能算作疆土的，朝鲜长期是中原王朝的属国，但不能被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只有设置州、省、府、县等行政单位，并纳税的才能算作疆域。新疆这个名字就是乾隆于1768年将其并入版图时命名的。1884年左宗棠击溃分裂势力之后，设新疆省。到今天中国打击新疆分裂主义的合法性仍然基于1884年以后的行政区划。汉唐时期仅仅是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就是兵站兼驿站兼大使馆。你不能因为在一地有过都护府而对其要求主权，就像英国自己都不会承认对香港拥有主权，但是对于之前的行省有更高的法律依据。清末割让于俄国的是真正领土，而对于英法德葡，仅仅是租借，法理上主权归属不同。）
顺便说说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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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领土问题也是十分复杂，可以追溯到明帝国崩溃，清帝国崛起时，罗曼诺夫王朝和康熙皇帝的扩张行动。独立的准格尔部族及其领土被清、俄两国同时要求。准格尔人在清俄两国之间摇摆求存几十年，因此清俄之间先于1685年在雅克萨爆发战争，俄国势力被驱逐，进而在1690年清军彻底击败准格尔领袖额尔丹，向蒙古地区进行大量移民，将蒙古地区转变为帝国实际疆土。这其后随着清帝国力量的逐渐萎缩，俄国及其后继者苏联得以逐步蚕食直至外蒙独立成为苏联的附庸国。这条边境上领土变动是很多的。为什么现在不重视了？是因为今日焦点在海洋而非内陆了。
对于蒙古问题，明代一度采用册封的手段招降。蒙古部族即使臣服明朝也是行政独立的。并且仍然保持了冲突，还爆发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其中很大的原因时明代的政治正确除了儒家礼教之外，也有很大的民族主义成分，叫做“驱除胡虏”。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地区的民族被你驱逐，这块土地怎么可能长期处于你的行政控制之下，因此明朝永乐之后，长城就是实际的明代北方边界。对于远一些的地区，实际上采用的是独立的土司制度。相比之下清朝还没入关时，为了取得战略优势便与蒙古部族进行武力征服与联姻并行的政策。孝庄太后就是蒙古人，清朝皇族便有了对蒙古的母系继承权。蒙古曾格家罕见的被封为世袭铁帽子王，清朝皇族的王爵都是不可世袭的。征服葛尔丹的康熙皇帝有四分之一蒙古血统，这是帝国时期对蒙古进行领土要求的强有力法理优势。
帝国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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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材中往往给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以疆土为帝国是否强盛的判断标准。这其实是很扯淡的，应当是有效疆域作为判断依据。在汉唐时代，其实边疆是不固定的，很多疆域是有利益时才用兵。而且附庸国和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附庸国本身是行政独立的，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唐代高仙芝翻越高海拔雪山奇袭吐蕃，一度将吐蕃征服，进而又向西到达葱岭以西。然而一场怛罗斯之战就将唐代的西部经营的势力摧毁了。汉唐时期的西部之所重要就如同今天广东对整个中国很重要一样。汉唐之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中原王朝再没有在西域有所作为，直到清朝。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集团对于过大疆土的要求都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偏远疆域的经济产出究竟能不能覆盖征服和国防成本。在汉唐时期，要占据丝绸之路要冲，这个买卖是划算的，到了宋明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产出少了，除了永乐帝好大喜功做了一些扩张并很快失去之外，并无过多的领土要求了。这不是这些朝代无能，这些朝代的经济、军事、文化实力放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帐的问题。
另外征服和经营是完全不同的学问，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是精于经营的，尤其是宋、明两朝兴起的经世之学。而征服并不需要很高的文明水平。蒙古草原的经济贫瘠使得蒙古部族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精于暴力的民族。铁木真幼年时就杀死过自己的兄弟。当一个蒙古部落被征服，结果就只有灭族。在贫瘠的地区，只有将敌对部落全部杀死才是最优策略。这种残酷用在了铁木真其后的征服战争中，大量的残酷屠杀。对于征服途中的蒙古人来说每个地区都比自己富有，打仗是最经济的产业。直到他们打通整个亚欧大陆，中东商人教会了蒙古人比打仗更经济的事情--贸易。
为什么到了清朝，帝国政府要不遗余力的武力扩张呢？对于一些地区的武力征服从康熙一直延续到乾隆，历时几代人的征服和永乐大帝派一支军队出击一次大胜而还是完全不同的。清代对于台湾，新疆和蒙古的征服都历时好几代人，并最终设立行政单位。
只有学过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人才会明白，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农业技术遗产，很快就面临了人口爆炸。明朝的崩溃相当大的原因的是源于马铃薯和玉米的引进使得粮食产量激增，进而造成人口膨胀。随后的小冰河期造成短期内粮食减产。激增的人口无法谋生就只有逃难和造反两条路可走。当时努尔哈赤家族垄断了整个明帝国的人参贸易，是塞外巨富。明朝财政崩溃给了野心勃勃的努尔哈赤绝佳的机会。他大量聘用汉族知识分子，将原本的奴隶制直接改进山寨成明朝行政制度的翻版，构成对明帝国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电视剧里清朝人对皇帝要自称奴才，这个奴才在清朝社会体系里并不低贱。上三旗对皇帝自称奴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入关以前就跟随努尔哈赤了，有点今天红二代的意思。其他旗人只对自己旗的领袖时自称奴才。汉族官员除非曾经为奴，如年羹尧，否则并不自称奴才。尤其是科举出身的汉族官员更不会自称为奴。中兴以后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不会自称为奴。）
清朝入关进展的如此顺利，实际上是明朝自乱。李自成这些人没有能力建立类似于明朝的行政管理体系。而满人带着翻版升级的行政管理体系入关，所到之处投降者众。
当清朝稳定了社会秩序之后，要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清帝国的朝廷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于庞大的官僚机制造成国家负担过重和严重的腐败。所以采取了小政府统治和对官员极为严苛的管理制度。在清朝一个县只有县官一个人是国家财政养的，放在今天看都是不可想象的，其他公务员都是县官“想办法”养的。清官就得穷死。由于人员过于精简，使得政府不得不对“耗羡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雍正以“养廉银”代替“耗羡银”。
过度精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随着人口增长，较少的地方行政官员要管理过多的人口。非常要命的是当时没有现代司法体系，地方官还要负责司法，县官要断案。一个县官要为越来越多的人口去审理扯不清的官司，所以庭外和解成了最优处理方式，这跟西方的积极诉讼将问题解决于法庭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
在人口压力下，清帝国朝廷别无他图，只能向外进行领土要求。清朝分别向蒙古、台湾、新疆的土地强制性移民，流徙罪犯，大量输送种子和农具。这种垦荒造成了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清末到民国时期水患越来越频繁。而对新疆的经营始终不成功，民族冲突和分裂不断。北有俄国，南有英属印度，都对新疆西藏有领土要求，不断扶植分裂势力。到了清末，清政府还出兵平定了阿古柏分裂，到了北洋时期还出兵平定蒙古叛乱。这种矛盾到今天仍然没变，西部和北部战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分裂。在没有石油产出的时代，维持新疆作为移民区，成了有清一代的财政黑洞。甲午战争前与北洋水师争夺军费的除了慈禧的颐和园工程还有就是左宗棠的西部国防军费。最终帝国朝廷选择了两个都要，一个都不能少。这对于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清政府就变成了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蒸汽铁甲舰时代没有钱怎么打胜仗？（颐和园是不是可以不修？可惜慈禧作为最高领导人仅仅能做到支持洋务派，不能做到牺牲自身的利益支持洋务派。）
我们在历史教育中得到的印象仿佛是中国原本就有广大的领土，是清朝晚期丢掉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在广大的土地上都尝试过征服是不假，但是真正将最广大土地变为法定行政区划的就是清朝。将今天960万平方公里加上晚清丢掉的土地。清朝疆域一度达到接近1400万平方公里。这不是说乾隆十全武功怎么样，背后的根源实际上是人口矛盾造成的。清朝之前的中原王朝从未管理过四亿人。尽管也曾头脑发热向外军事扩张过，很快就发现退守长城以内富庶地区最划算。而清朝是长城以内养活不了几亿人，不得不有计划的，用几代人的努力去向外扩张。
人口激增造成压力不说，清朝统治集团还有一个估计问题就是维稳和税收的矛盾。
20万八旗兵怎么把全中国变“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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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争论中人人都把自己当成岳飞式的爱国者，把别人当成汉奸卖国贼。这是因为网络表态成本太低。有一个问题用“骨气说”根本解释不了，就是区区20万满汉八旗，怎么就把全中国都剃发变“汉奸”的，当时全中国的汉人就算是遭遇了明末战乱，过亿是没问题的。过亿的汉人对着20万清军就顺从了，这是怎么了？键盘侠们拿什么保证假如自己遇到当时情形，是亿分之一的史可法而不是那大多数？要我说：“爱国不谈钱，全是瞎扯淡。”
明末中国发生了财政困难，李闯王喊着特朗普式的口号就忽悠一帮人杀进北京城，逼着崇祯帝上了吊。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资金周转不灵连皇帝都能逼死。然而李闯王到了北京，政治承诺一个都做不到，也没能力做到。说好的闯王来了不纳粮呢？不仅粮、钱洗劫一空，恐怕连闺女都保不住。所以越打人越少，逃跑做和尚的时候仅以身免。
满人又是怎么夺取天下的？
首先八旗不是民族主义组织，是一个多民族组织，一个因临时需要而形成的强有力集体。你可以把它看成今天的政党。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键盘侠们骂的“汉奸佟国纲”。说他是汉奸的人压根就没明白“八旗"是什么？佟国纲的大爷佟卜年是大明万历十四年通过会试，在东北与满人交战战败，被明朝自己给囚杀了。佟家生活在辽东的后代就变成了”出身不好“，于是只能投奔敌人。在女真人堆里长大的佟家人并没有受到歧视。不仅没受歧视，佟家人佟养正的闺女就是康熙皇帝他妈。康熙皇帝的母亲是汉人，父亲是满蒙混血。而佟国纲则是一员清朝大将，他上书皇帝后被批准编入正蓝旗。在八旗军中步战火器兵全是汉族人，满语叫“乌真哈超”。一般八旗兵打仗，乌真哈超先用葡萄牙技术的红夷大炮轰击，进行炮火准备，然后由真正女真人组成的骑兵队骑射冲锋。当崇祯帝对吴三桂疑心重重，有了袁崇焕被杀在前的案例，吴三桂犹豫不决的时候。满人果断许以封王的诱惑。加之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导致李自成成了吴三桂的敌人，于是满人成功收服一员大将。此后吴三桂攻城拔寨，直到在缅甸处决了明朝最后流亡政府的永历帝。
如果说吴三桂作汉奸是个个案。那我再说一个根本性的案例。众所周知从唐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由黄河流域变为长江流域。唐、宋、元、明四朝，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都是整个中国最大的粮仓。这就是秉承“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元璋为什么定都南京。打仗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是粮草。洪武皇帝朱元璋时期定下的政策是啥呢？南京周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税是100%全额上交。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实现的，上交了百姓吃啥？所以最终执行的结果是上交70%到80%，剩下的20%到30%难道不交了？美的你，欠着。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老百姓，从地主到自耕农，全部是负资产。因为每年他们都要欠明政府自己产出30%左右的税。所以建文帝跟朱棣打，就这种群众基础怎能不败？问题是老朱家子孙都差不多，朱棣打下南京，迁都北京，但税没改。所以整个明朝276年，江浙地区欠政府的债务是一个天文数字。清军先打下北京，全权接管了明政府的欠条，一看这是一大笔遗产啊，于是派官员去要。遭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烈抵制。最终清廷的处理结果跟今天特别相似，处理了这个官员，税干脆不收了。这就是为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几年之内，这里又是歌舞升平，安定团结了。清政府不仅对江浙地区税务减免，文化还格外宽松。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这个粮仓最终停止产粮。因为当地人富了，产生了大批中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中开始流行戏曲和小说。这就跟今天的新中产，从没文化到有文化先听罗胖一样。同时江浙地区农田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作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江浙地区的粮食供应则交给了两湖。由于江浙地区富有，粮价高，粮食贸易有利可图，两湖地区变成发达的粮食生产基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高利润推动了物流业发展，漕运成了一大行业。漕运工人的漕帮就是中国最有名的社团--青帮的前身。这就是命运的讽刺。要不是清朝宽松的税收政策，中国人口不会四亿多，也不会为扩张耗尽财力；江浙不会工商化变成钱窝子；不变成钱窝子太平军也不会定都南京；而两湖不因粮食贸易而兴起，曾国藩可能就读不起书考不中；考不中可能就没有晚清中兴……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让 清朝把天下人变“汉奸”的最大功劳非雍正皇帝莫属。看过《雍正王朝》的你一定记得“摊丁入亩”这四个字。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种先进的税制改革，清朝的税收改为累进税。古代中国人对国家的义务主要包含了劳役、兵役、和人头税，所以自古以来最有骨气的往往是官员，史可法、文天祥都是总理级的人物。作为老百姓，爱国前面横着一道坎，哪边劳役轻，税负轻……最没骨气的莫过于秦朝人了，章邯带二十万大军两次投降，统一之后的秦国人民对国家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有个鬼骨气。广大人民果断把票投给了待人最大方的流氓刘邦。。空谈爱国的人，涉及到钱，是否还能斩钉截铁呢？反正古人是不太能的。摊丁入亩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就有点像今天美国郡县一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财产税。税收按照土地规模为标准，地多交的多，地少交的少，没地的不交。可以说清朝并不是一个残酷的朝代，残酷的朝代人口是不增长的。清朝人口从明末1亿多猛增到清末4亿3000万.中间还经历了损失人口过亿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正说明清朝维稳的最主要手段其实就是长期的轻赋税和少官僚。
可能正是因为满清是塞外入主中原的王朝，因此对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异常敏感。绝不敢将大权像明朝一样放心的交给内阁管理，而是由皇帝亲自任组长的军机处来处理重大事务。（军机处由几位重要官员组成，由皇帝直接主持，尽管拥有最高权力却不拥有有名分。这个权力核心班子，除了皇帝本人隔几年就会换……是不是很像那啥？）坚决杜绝明朝不问政事的撒手掌柜做法，皇帝和大批官员保持直接书信往来。皇帝直接在奏折上朱批，然后返还给官员。通过军机处加皇帝和地方官员的奏折直接通信，来尝试一种扁平化管理。
而县一级行政单位基本属于自治状态。县官负责收税，断案，维持社会治安等等等等工作。国家就给县官一个人发极为有限的薪水。县官要想维持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要想办法。最常用的做法就是税收勒索和耗羡银的克扣以及后来的养廉银，以及很重要的说不清是贿赂还是政治献金的捐官。这些县官搞来的资金是公私不分的，主要用来雇佣幕僚和衙役和县官一家吃用。（清朝千亿级官员的纪律是回避，必须要到离家很远之处做官，而且几年就要换地方，以避免熟人托关系行私舞弊）。清朝基层官员想做事情要自己搞钱，是名声最差，负担最重，但是却维持了整个帝国两百六十七年的一种存在。
维稳还有一步棋非常重要， 就是在顺治年间积极开科举，并且旗人不占鼎甲，殿试前三名只取汉人。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是承认儒家价值观为国家核心价值观，同时立即为汉人的知识分子提供一条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上升通道。将最容易煽动和制造颠覆的知识分子，公知，转化为自己人。总之，满人通过这么一些手法，顺利的就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而这些都是“骨气说”解释不了的，真实世界的法则。如果我们忘记标签，细细的去观摩明清帝国时期，就会发现与今日的问题和处置办法简直是一脉相承，或者说同样的问题下无论谁统治必定带来相似的管理措施。在这种管理措施下，帝国并不孱弱，只是比起开挂的资本主义还是变革的太慢。越是早期强大的帝国越是难以割舍自己的传统。所以在变法这件事情上，被本来就是屌丝的日本所超越。我们的历史观中有个奇怪的立场，就是要不是清朝腐败，列强入侵，肯定就怎样怎样了。这真真是弱者逻辑，跟考不好怀疑是假卷子的笑话简直如出一辙。在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老牌帝国进行了一场大逃杀，而这场只能活一个的集体博弈，最终只有一个胜者就是美国。全部所谓“列强“早就不复存在了，今天的英、德、法、日、俄……这些不是直接王朝覆灭，就是丢掉了自己原本的扩张成果，甚至是在世界大战中被炸的千疮百孔。没有帝国是胜利者，在帝国的全球博弈中，新的政治势力萌发了，并取代了帝国。在中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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