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业务外包收税，但减少资本利得税。给货物进口加税，但废除商业管制。限制从国外雇佣工人，但放开劳动力市场。赋予警察更多权力，但不让政府多管闲事。打击非法毒品，但放开医疗保险竞争。结束冷血战争，但残酷打击伊斯兰激进主义。
以上只是特朗普总统身上所呈现的某些冲突旋律。这里不难发现诡异的自相矛盾。有些政策倚靠更多的政府权力，有些则相反。这就是我们这些“新自由”的期盼者对新总统的看法，何以总在失望与希望之间游移不定、反复切换。`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以下是一种有力的解释。
消极的一面在特朗普18个月的竞选活动中，从他头几回演讲到他黯淡的就职演说，有几个主题是一成不变的。他谈到筑墙、边境、民族主义以及他的领袖权力，暗示我们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外来入侵和一波又一波偷窃。从第一次倾听起，我就发现有某些似曾相识之处。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免遭他国蹂躏。这些国家抢造了我们的产品，挖走了我们的企业、损害了我们的就业机会。繁荣和强大皆由保护而生 ...我们将遵循两个简单规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我们政治的基石，是完全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忠诚，我们将重新实现我们彼此的忠诚。”有哪些人会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呢？那些过去数百年间支持拥护自由的几乎所有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会创造繁荣；它只能掠夺消费者以利裙带精英。雇佣国外工人又岂能带来害处？它只会扩大劳动分工、创造财富。我们对彼此的忠诚，来自于个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而不需要乞怜于民族国家的塑造或介入。
在就职演说里，他只字未提削减政府，也绝口不谈拥护自由等等有价值的观念，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或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东西。这足以使任何热爱自由的人倍加失望。这令人难过。我们努力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教育、激励和培养一个热爱自由的世界，或那些至少明白贸易切实可行，财富源于自由而非束缚，个人价值实属于个人而非国家强制结果的领导者。
但现在有了特朗普，听起来好似右翼版本的左翼集体主义——好几代最杰出头脑曾努力祛除的邪恶。他找到了几个同党，如彼得•纳瓦罗（现在的贸易特别顾问），这些人附和他的观点。
我们在哪里出错呢？
积极的一面但是，稍事片刻，如果完整描绘特朗普总统，却跨出这种论调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每天，都传来一些新消息：有相当了不起的人士，在为这任总统善加谋划。例如，阿吉特·派（Ajit Pai）
作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成员，他激情四溢、鼓舞人心，誓言打破可怕的政府管制，他说：“我们需要删除过时和不必要的管制…我们需要发动除草机，彻底铲除那些阻碍投资、创新和就业机会创造的规矩。”拥有绝好主意也即自由至上观点的人，没有成千上万，也有数以百计，他们紧紧抓住这届总统选举的成果。不仅仅在内阁，还有卫生福利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环境保护局、内务部、证券交易委员会、教育部、能源部和劳工部，都有无与伦比的头脑得到任命。这里仅举几例而已，每个像这样的头脑还有其他任用，所以政府里面，到处充斥着那些想要删除管制、削减税收、下放权力和粉碎官僚体制的头脑。
这些人是真诚和乐观的。他们会成功吗？我无法预知。引起我兴趣的，是他们的抱负本身，不是通往政治权力、中央集权和领袖主义。对许多这样的人而言，主旋律并非民族主义，而是自由至上。与强加权力、价值标准或信任的作法毫无瓜葛，他们的想法是不让政府挡道碍事，把权力下放给人民；让人们自由地表达价值观；让信任在社会交流和市场驱动的有机过程中生根发芽。
这是一个明显悖论。我们一只手是个人自由，另一只手是集体主义；一只手是自由至上，另一只手是法西斯蒂，一只手向人民交还权利，另一只手又赋予领袖权力（号称体现民意）。
这就有如洛克对卢梭，斯密对黑格尔，休谟对霍布斯，杰弗逊对汉密尔顿。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一切？
左翼理论左翼对这一切的理解稀奇古怪。在他们看来，我难以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观点，因为我认为这样的观点——自由市场、放松管制与威权主义政体天然搭配——乃荒谬可笑。他们说，有法律约束力的财产权，是一种统治阶级的伎俩，需要警察国家的御术和脚踩军靴的暴徒。私有化、减税与自由无关，而是把赃物赠给资本家强盗。诸如此类。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理论不可理喻。他们可能举出一些例子，如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该国同时实现了更自由化的市场和残酷的警察国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范式，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无非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之一种形态。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自由市场和威权统治是一路货的看法，并不光是左翼理论这么看；它也是“另类右翼”的图景（再次提醒，左与右是镜像关系）。他们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个强大政权来打击异议及强迫同质。鉴于左翼谴责皮诺切特，“另类右翼”还认为该国政权完全有权力把政治敌人抛下直升机。
没有自由至上主义者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自由是自洽的整体。
你需要自由言论的自由媒体，也需要自由市场来确保这两者的真实性。你需要自由贸易来实现自由市场。
你也需要拥有与任何人订立合同的自由，才算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
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私有产权才能实现。而我们知道，私有产权限制、约束甚至彻底消除国家。
另一种理论有一种方法可解开这个表面纠结。当特朗普开始组建行政团队时，为遴选骨干制定了两个标准：一是要与他有共同的敌人（有关敌人主要或几乎完全是左翼，如听证会场合所清楚显示的那样），二是身为成就非凡和经验丰富的专家。
当过渡团队环顾政策界，搜寻胜任的人士时，他找到了什么样的人？他视野中的人士，特别是国内政策职务的受任命者，观点与他本身并不一致，大多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对市场友善的人。这些人符合特朗普自己制定的标准。但他们的确不曾有过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反移民主义理论的历史。
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的一切，都要追溯到一起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开启了一场势不可挡的革命：1946年经济教育基金会（FEE）的成立。战争结束时，全国状态宛如无底深渊：价格管制、工资控制、大政府、新闻审查制度、高税收，以及那时候牢牢扎根于战时工业计划形态的新政。伦纳德·里德和他的几位朋友，包括亨利·黑兹利特和劳伦斯·费尔蒂希决定做些事情。
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传统大学都对装着自由思想的头脑关上大门。甚至于1940年移民美国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无法找到一个声望卓著的教学职位。所以，他们在学术界之外开启了一个新模式。这是第一个致力于自由事业的“智库”。它采取游击战术，例如以分离版权的资源共享方式出版刊物。
FEE促成米塞斯巨著《人的行动》的出版。由于这部杰作的出版，激发了穆瑞·罗斯巴德从事经济学和写作。FEE还在黑兹利特离开《纽约时报》后给他一处栖息之所。FEE委托定做新作品，传播哈耶克的书籍，成为一个根植于思想信仰的严肃抵抗运动的中心沙龙。罗恩·保罗在FEE的启发鼓舞下，成为成千上万活跃分子之一。
FEE成为当时革命性创意的活水泉源。其他类似机构受其启发、竞相成立：朝圣山协会（1947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1955年）、人文研究院（1961年）、卡托研究院（1977年）和阿特拉斯网络(1981年)。
然后还有其他意义重大的文学事件，如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的出版。她也与FEE网络有密切联系，与里德一道在纽约圈子里活动，组织了生机勃勃的自由市场运动。
思想的力量注意，这些人当中，很少与任何建制派有所联系。他们是华盛顿局外人，脑子里尽是新的激进想法：应该任由社会独立成长和自我发展，让市场机构（而非官僚机构）发挥基础信号作用。随着数十年发展，事实表明这种观念的说服力愈来愈强，因为别的观念一次又一次横遭失败。
今天，环顾四周，自由至上观念在全世界已呈燎原之势，特别是在美国。历经所有的这些岁月，所有的这些教育和出版工作，为之折服和训练有素的门徒弟子，从生活的各个领域往簇拥而入：金融、媒体、更多智库、基金会、政策研究会甚至学术界。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不是建制派，也不希望成为建制派。
自由至上的思维观念，代表了替代建制派的唯一可行方案，一种既有丰富经验援助、又有完备智识支撑的替代方案。
几十年呕心沥血，时至今日，FEE成立70年后，我们可以看到里德一开始预见的结果。这样的思想是势不可挡的。当特朗普在政策界遍寻那些既反对中央计划左翼模式，又拥有卓越工作所必要技能的人士时，他获得了自由至上主义者。这并非他本身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尽管他嘴上说他喜欢作为一名小说家的安·兰德）。
他们在为敌人工作吗？
我听到的某种担忧，是存在这种风险：这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会掩护与自由绝缘的总统议程。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也看到，为什么还是有人想要亲手尝试改变。如果你富有激情热忱，知识功底深厚，例如，在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问题上，特朗普呼唤你到该机构工作，那么接受这份工作，也不是一个馊主意。倘若拒绝它，最终必然一事无成；接受它，意味着至少有机会做出改变。
我的朋友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交易，对此我完全理解，尽管我对特朗普政权抱有深深疑虑。但当得到机会时，就做你该做的。这不是“出卖自己”；而是在抓住机会，带来变化。
也许这不会奏效。事实上，这很有可能行不通。
自由概念的声誉和完整同时受损怎么办呢？这又是一种风险。还存在个人腐败坠落的永恒危险：他们将毕生热爱政府工作，并抛弃他们的理想。这亦有可能发生。但只考虑参与决定本身。如果你认为你唯一的贡献是阻止事态变得更糟？光这一点不也值得吗？
这一切都不会改变这一令人不安、辗转反侧的现实，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想法和总统自己时常表达的想法之间存在深刻分歧。也许一场深刻冲突正在到来。或者，特朗普政权将会散播混乱迷失，导致现政府自身开始崩溃，此时甚至其内部的自由至上友好人士，也会为其毁灭而欢呼。
一切皆有可能。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渴望从权力统治彻底过渡到甜美自由的人，还是必须在政治为我们创造的不完美、混乱而无序的世界当中坚韧不拔、继续前行。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