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作为一个向国际社会展示成就、风采和实力的盛会(coming—out party)，京奥的成功，就像中国运动员取得金牌的数目之多一样，不仅超出了中国自己的预期，也超出了西方的想像。
西方传媒对京奥开幕式的所谓‘假脚印’和‘假唱’事件穷追猛打，报道和批评表面上体现新闻工作者的求真精神；但细心咀嚼这个义正词严的果实，会尝到酸溜溜和苦涩的味道。那是输不起的失败者(bad loser)的特殊‘体味’，一如在鱼市场工作的人双手难免有腥味。
奥运既被誉为地球上最精采的表演(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它的娱乐功能、观赏价值，以及是否适合／方便电视的转播(TV—friendliness)，从来都是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城市的重要考虑。奥运开幕式本来就是一场极视听之娱、让全球观众透过电视转播看得目瞪口呆、心花怒放的大型娱乐表演(extravaganza)。对这样的表演而言，‘造假’不是无伤大雅，而是顺理成章，甚至天经地义。
如果美国媒体觉得受到冒犯，那是因为开幕式提醒了它，在今日人才、科技和资金以高速向全世界流动的全球化年代，好莱坞再没有以假乱真的垄断权和专利权。它受到伤害，是因为目睹美国人在他们最擅长的游戏中被击败(beaten at its own game)。
这样说好像是要为张艺谋及最近燃烧到沸点的中国民族主义做啦啦队长，其实不然。美国传媒对京奥开幕式的批评尽管多是不怀好意和无中生有，但偶尔也会一矢中的。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一期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有一篇影评人雷里(Anthony Lane)写的题为《The Only Games In Town》的文章，讲述他在北京看首周奥运的感受。他说京奥开幕式的参考对象是被称为‘奇观之母’的德国导演雷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奉希特勒之命，为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所拍的《奥林匹亚》(Olympia)。
他认为，京奥与柏林奥运一样，为一个遭西方列强排挤的崛起中大国提供一个耀武扬威的舞台；而不约而同地，希特勒与北京的领导人都将这个至为重要的任务，付托于其国内最善于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和大群体的电影导演。这个说法对中国不尽公平—京奥开幕式与闭幕式极力强调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和种族和谐，跟《奥林匹亚》宣扬的‘战斗、胜利’的群众狂热和军国主义精神相距甚远。但无可否认，京奥开幕式与闭幕式制造出一种纪律的美、秩序的庄严和权力的崇高，那份要将国家主义和群体主义的意象放大到美学极致的用心，以及对控制、服从和克己的着迷，的确很有法西斯美学的特点。
诚然，看京奥开幕式与闭幕式，叹为观止的同时，你不得不问自己：哪一类社会最善于制造这种‘人肉奇观’？答案是在政治体制上权力高度集中，在社会价值上重视官僚权威、纪律与服从，将集团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威权主义国家。无怪乎最擅长这类大型团体操(mass games)表演的国家是北韩，而京奥开幕式与闭幕式的文艺表演，又不时令人想到万众一心、化个人的自由意志为集体意志的阅兵式。
在这个意义上，京奥开幕式与闭幕式其实没有令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对中国改观，而只是以一种惊人地壮观的方式，让他们见识了中国动员与操控群众的能耐。若单论观赏性，在闭幕式上演的《伦敦八分钟》当然膛乎其后，但它那份不刻意逢迎、不急于取悦的文化自信，那种对单一性(individuality)与多样性(diversity)的尊重，却直教中国人看得百感交集。
京奥是一篇关于集体凌驾个人、人民服从国家的宏大叙述。作为中国运动团队中最突出，甚至唯一的一个个人主义者，刘翔在最后的一刻退出，又阴错阳差地吻合了剧情的发展。刘翔只是中国参加奥运的芸芸运动员之中的一个，他的表现再出色，也只会为中国多获得一面金牌，或者多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可是他的光芒掩盖了整支中国队，使京奥有时几乎变成了‘关于一个人的奥运’。
于是刘翔成为一个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破坏良好现状的捣乱者。这样的脱缰野马即使不被惩罚和囚禁，也必须被驯服和钳制。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获悉刘翔退出后，立即致电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对他的‘亲切慰问和热情鼓励’，又岂是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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