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礼，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射箭为重点的礼仪，融合了比赛、礼乐和宴饮等内容，用于选拔、竞技、宴宾、致礼等。射礼在传统五礼中属于军礼，不过在周代曾算作嘉礼。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射礼已经显得陌生而古老了，但让人更为伤心的是，却有不少人知道日韩的“弓道”，当然，这与日韩潮流的壮大有关。
现今“弓道”在日韩已经是民族文化的代表了，却很少有人知道其正源则是华夏中国六艺之一的“射艺”。
所谓射礼在上古，射箭用来征服野兽、抵御外敌；商人源自东夷，擅长弓矢技艺，其所占分量自不用说；至周代，射术为选士标准之一，且周人重礼，创制了射礼，共包括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
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祀；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射礼前后，常有燕饮，乡射礼也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这就是华夏射礼的起源。
大射前宴饮，依燕礼，纳宾、献宾、酬酢及奏乐歌唱娱宾，宴毕而后射。掌管大射礼仪的司射，袒露左臂，执弓挟矢到阶前请求射礼开始，有司将弓矢献给君王，并设置计算成绩的“中”和算筹，以及惩处违礼者用的“扑”。
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
中国的射礼文化在记载华夏经典礼仪的《仪礼》中，射礼就是其中之一。《礼记》中也有专门的一篇《射义》阐述这一礼仪的意义。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弓箭愈益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意味深长的是，正是在这崇尚武力的时代，儒家却将弓箭变成礼乐教化之具，引导社会走向平和，这就是射礼。射礼所追求的，以通过射箭比赛、礼乐配合、谦逊和让、道德自省，以“教民礼让、敦化成俗”。射礼被称为“立德正己之礼”。
《通典·军礼》记载，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 年），与诸儒于石渠阁讲论经义，议及大射礼与乡射礼用乐之区别。《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二年（59 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这是史书始见记大射之礼。
两汉时，军队中别有一套秋射比试之法。东晋咸康时，庾亮曾依据礼经制定乡射之礼。后齐的射礼，史籍记载较详，每年三月三日及季秋举行，季秋为大射，在专设的“射所”行礼。三月三日射礼规模较小。
唐代在射宫举行射礼，每年三月三、九月九两次，射礼基本上照礼经制定，但必由皇帝初射，群官射中者有赏赐。开元初，有人奏告射礼“耗国损人”，“既不观德，又未足威边”，曾一度取消。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玄宗又以“永鉴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而去礼”为理由，恢复秋季大射。（《通典·军礼》）但仍未能持久。五代时亦未见有射礼举行。
北宋大体沿用唐代制度，南迁后即未见记载。辽、金、元各有其俗，射法与中原古制不同。明太祖比较重视射礼，洪武三年（1370）举行大射礼。他认为，只由武夫弯弓习射而文士不解弧矢之道，是不对的，下令太学及郡县学生都要学习射箭。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并未长期执行。《明集礼》所载“射仪”，较礼经规定减省许多程式，参加者还包括“各官员子弟”及“士民俊秀者”。
清代射礼在大阅及秋狝（xiǎn）时举行。康熙十二年（1673 年），阅兵南苑，树侯而射。康熙帝亲射五矢，箭箭中的；驱驰而射，一发又中，遂传为佳话。这也可以看到清初对骑射军训的重视，而后世八旗子弟之散漫怠惰，不知习武骑射，两相对比自有霄壤之别。
射礼的人文观射礼讲究谦和、礼让、庄重，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射礼本质上是一种健康道德的巧妙导引方式，是华夏先民寓德于射、寓礼于射、寓教于射的珍贵的人文实践成果。
射礼的诸多细节中，处处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而尤为可贵的是，与其它不少礼仪样式相比，射礼中的等级观念、专制色彩等劣质部分相对较少。比如，主持乡射礼的是宾，而不是地方行政长官。
宾是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但德行卓著，由宾来担任射礼的主角，显然是为了提倡尊贤的风气。人选一经确定，州长要亲自登门约请。行礼之日，州长要在序门之外迎宾。
在射礼的三番射的环节，大夫身份虽然比较高，但射礼要求，他们也要与士一一配合为耦。这种不论等级身份、崇尚德行、讲究平等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礼、乐、射、御、书、数，是儒家要求儒生们必须学习的基本知识和技艺。“射”就是其中之一。古时的男孩子必须学习射箭，学习射礼，学习驾驭马车。在冷兵器时代，学习射箭，直接有助于国民国防观念的塑造，有助于国民开放、勇敢、大气的气质与性格的形成。
到了今天，射箭等民族体育活动早已销声匿迹，绝大多数人，莫说是从事射箭比赛和运动了，甚至连真正的弓箭都没见过。
我们也渐渐地缺乏健康的进取精神和勇武气质，当世的人们，失去的仅仅只是尚武精神吗？很多人都只知道外国的“弓道”而不知自己的“射礼”，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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