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文字，也只是一些读书的记录，因为“非人”这一问题，实在太过重要又相当复杂，真正的研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准备才行。
纳粹医生的杀人实验1946年5月至1949年4月，驻德国的美军对抓获在案的185名纳粹甲、乙级战犯进行了第二次纽伦堡审判。案犯中包括22名部长和政府官员、43名将军、26名军官和士兵、56名党卫军军官、39名法官和医生，其中女性被告5名。
对上述战犯的审判分为12个案件进行。
其中，医生审判案乃美军占领当局组织的对乙级战犯的十二大审判案中的第一个。审判始于1946年12月9日。被告均为在纳粹全国性卫生部门或机关工作的官员，或在国家级医疗研究机械供职的高级医务人员（不包括在纳粹集中营供职的现职党卫军男女医生）。
在纳粹当政期间，大批德国医生加入纳粹党，参与制定和起草对重残病人和犹太人、吉普赛人的“无痛致死纲领”，并组织和指导了利用集中营囚犯进行非人道的活人试验。他们先后利用囚犯与被占领国的平民参与并在技术上主导了惨绝人寰的“绝育计划”、“最终灭绝”、“死亡集中营”、“人体实验”、“人种比较”、“双胞胎比较”、“取骨接骨”、“疟疾试验”、“新药致死剂量试验”、“黄磷严重灼伤救治试验”等令人发指的人体试验以及“毒气室谋杀”、“磷制燃烧弹”等试验。
特别是其中最为险恶的“绝育计划”迫使数十万所谓“劣等人”绝育。
为了更大规模更快地使“劣等人”断后，纳粹医生们试验了多种残忍的大规模绝育方法。并配合希特勒寻找更快的“最终灭绝”方法，其中“毒气室”就是纳粹医生们丧尽天良的“杰作”。
在“死亡集中营”里，纳粹医生们负责挑选健康的囚犯去做奴隶，将体质稍差的送进毒气室。
纳粹医生们还参与协助盖世太保对囚犯的折磨虐待，在医学上保持折磨的“质量”以及人犯的暂时不死。
主诉检察官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以沉痛的语调开始他的陈述：本案中被告被指控以下行为：谋杀、严刑逼供，以及其他以医学的名义而开展的暴行。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数目成千上万。至今仍然存活的屈指可数，他们中的几位将出席庭审。然而，大多数不幸的受害者当场就被屠杀了，还有一些在酷刑中死去。
……对谋杀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可怜的受害者根本连人都称不上。他们大规模地被捕，遭受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
接下来他详细描述了这些实验的情况。一些被视作实验豚鼠的人被停止供氧，以模拟高空跳伞。还有一些被冷冻起来，或被疟疾感染，或被置于芥子气中。这些医生在他们身上弄出切口来模拟伤口，在切口里置入碎玻璃或木头削片，然后缝合血管，引入细菌，以生成坏疽。泰勒还描述了他们是怎样被强制喝海水，怎样被感染上斑疹伤寒和其他致死的疾病，怎样被红磷毒死和烧死，以及医护人员如何勤勤恳恳地记录下他们痛苦的尖叫和剧烈的抽搐。
该审判案1947年8月20日进行了终审宣判，判处卡尔．勃兰特等七人死刑，立即绞决，四人终身监禁，四人被判监禁10年到20年不等。
主诉检察官泰勒强调了“这些可怜的受害者……遭受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其实，正是这种将某一部分人置于非人的地位，让那些纳粹医生可以在杀人时获得心理的平衡。纳粹分子深知自己手下加害之人的地位，认为他们只是亚人类而已，因此本质上就被排除在道德权利和义务的体系之外，而正是这种体系将人类连接在了一起。杀人是错误的，但消灭老鼠则情有可原。在纳粹看来，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种族都是老鼠，危险而且会致人生病。
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和德国同盟一样，日本人也自认为是人类生命中最高级的人种，而他们的敌人中，好一点的是低级人种，差的则是亚人类。英美的领导人被刻画成两个太阳穴生出角，长着尾巴、爪子和獠牙的怪物。日本人将敌人称作魔鬼（oni）、妖怪（kichiku）、邪灵（akki和akuma）、怪物（kaibutsu）和“长毛歪鼻的野人”。美国人是Mei-ri-ken—— 一个译文为“迷途之犬”的双关语 。
1937年12月南京被占领之后的种种有组织的暴行。在6周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遭到了日本士兵的屠杀、致残、奸污和折磨。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牧师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中国难民。他用影片记录了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强奸妇女的罪恶。
12月19日，星期天。马吉牧师已经连续几天听到机枪作响，他估计日军用机枪屠杀了五六千人，加上街面上被日军随意屠杀的中国人，总数应该超过两万。马吉牧师最痛恨的是日军强奸妇女，他写道：“日本人以最无耻的方式干这些勾当，街上到处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我们存放物品的房子里住满了妇女，有的甚至睡到了我们的饭厅里。她们终日惶惶不安，惊恐万状。前几天，隔着一个街道的小寺院的和尚来说，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尼姑，他恳求我让几个尼姑也来躲躲，我照办了。房子里真是拥挤不堪。”1月11日，星期二。马吉牧师写道：“昨天在医院看到一名妇女被砍了数刀，头都快掉了。这名妇女同其它四名妇女一起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抓走，这些日本兵需要一些妇女为他们洗衣裳和服侍他们。据这名妇女说，她们中年轻漂亮些的白天洗衣服，夜晚还要被强奸40次。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叫她跟她们走，她们把她带到一个空房子里，在那里想把她的头割下来，幸运的是没割到要害部位。”马吉牧师控诉日军的疯狂的性暴力行为，认为日本军方并没有采取措施限制这些战争暴行的发生，因为日本人都不把这种暴行当回事，并不以此为耻辱。他曾经向日本外交官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反映过这些暴行，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本多胜一的著作《南京大屠杀：一个日本记者遭遇日本国耻》之中也纪录了当时的情况。本多报告说，一位前陆军上士给他讲过“士兵掏出孕妇肠子，将手榴弹塞进女性阴道然后引爆”等行为。另一位上士忏悔说，在强奸一个婴儿的母亲时，婴儿的哭声干扰了他，于是他“将这个活生生的孩子……一个刚学会说话的无辜的孩子扔进了沸水之中”。人的大脑中怎么会允许这样可怕的行为？普通人（他们曾是普通人）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土屋嘉男，另一位日本退伍老兵，告诉了我们答案。“我们过去把中国人蔑称为‘chancorro’，意思是比人类低等，像虫子和动物一样。……中国人不属于人这一物种，我们以前就这么看待他们。”土屋讲述了他是如何收到命令去刺死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的，也讲述了让他服从命令的原因。“如果将他们看作人类，我就下不了手，”他说，“但是，……我将他们视作动物和低级人种。”同样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告诉一位采访者，当妇女遭到强奸时，她们被视为人，但当她们被杀害时，则如同猪狗。
美国的《违童之愿》为《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重要媒体撰稿的记者艾伦·M·霍恩布鲁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发展专业副教授朱迪斯·L·纽曼、《监狱法律新闻》 医疗报道撰稿人格雷戈里·J·多贝尔合著的《违童之愿》一书，揭露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发生的令人惊骇的儿童医学实验过程。
“冷战”的氛围造成了战后美国数不尽的违规、医疗过剩以及潜在甚至事实存在的医疗犯罪。一群美国医生，凭借研究和征服病魔的强烈而美好的意愿，用孤儿、残疾人、智障者等等所谓的“垃圾人口”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体试验。诡异的是，美国一边对德国纳粹的人体试验实施者进行谴责和审判，一边却默认几乎同样的事情在自己的国度大规模发生。
《违童之愿》的三位作者查阅了大量解密的资料，也走访了尚且健在的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实验品”。他们在书中写到，“那里就是个塞满被社会遗弃的人的地方，‘低能儿’、‘先天愚型’、‘怪物’，都是些有缺陷的家伙，更不用说那些‘傻子’和‘疯子’了。”那些处于冷战时期的医学工作者，在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主义的感召下，自然而然且毫无心理障碍地将这些人类当做了小白鼠。他们被阉割、切除额叶、电击，被传染上麻疹与肝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吞咽下从传染病病人粪便中提取的细菌……然后，他们被观察、被剖析，医生们冷静地分析病症到底如何摧毁人体，药物又如何产生作用。
有人评论说，这造成了大规模的灾难，也成为了一道伦理伤疤。
但其中有些医生发表了大量数据详实的论文，踩踏着那些被囚于孤儿院和精神病院的试验品的尸骨，成为了某个领域的权威，也确实使治愈人类某些疾病的速度提高了一大步。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最深邃也最诱人的伦理黑洞在我们面前敞开，如果得以让一个庞大的人群受益，那么损失一个“弱势的”、被视为“残缺和无用”的小群体的利益，到底是否能被认可?所谓“非人”？
“非人”的妖魔化和异化，并非德日法西斯的发明创造。事实上，通过非人化而让歧视、剥夺、压榨等制度安排显得合理化，这一做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堪称源远流长。
美国缅因州新英格兰大学哲学教授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所著的《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下称《非人》）一书，系统梳理了会让今天的人们回顾起来倍感难堪的这方面历史记录——美国开国精英们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语句的同时，回避了“人”的界定，将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列，这样一来，既可以建立稳固的个人权利结构和宪政秩序，也可以兼收保持奴隶制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当美军驻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丑闻被公之于众时，美国最受欢迎的广播播音员拉什·林博就此播报，“这些人（被虐待的囚犯）都是变态。这些人十分危险。这些人才是亚人类。这些人才是人类的渣滓，而美利坚、我们的战士和监狱看守都不是。”
徐贲教授在大卫•史密斯的《非人》一书的推荐序言中解释说，《非人》一书原题是Less than Human，意思并不一定是“非人”或“不是人”，而可能只是次于“人”、比“人”不如、不足为“人”、低“人”一等。低“人”一等的极端才成为像“动物”一样的“非人”。
史密斯要讨论的是“去掉作为人的特征”及在“战争和种族灭绝等残暴行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那种非人化。 这虽然比人们一般所使用的“非人化”概念要来得专业，但主要的表现方式却是相同的。这些方式包括：话语贬损（用语言辱骂对方为猪狗、豺狼、魔鬼等）、象征形象（用有形的图像表现这类侮辱）、针对肉体的行为（奴役、酷刑、折磨）。史密斯的研究对象不包括个人与个人或地域之间的非人化贬损、侮辱行为和言辞（如狐狸精、树倒猢狲散、蚍蜉撼树、螳臂当车等），也不包括被非人化的弱势人群的报复性非人化想象（尽管他提到了“将非人化的人非人化”的问题），例如把贪婪的官吏和权贵比喻为吸血鬼、蚊子、蛀虫、蛇蝎、豺狼虎豹。
非人化是从对人的矮化、贱化开始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极易左右个人和集体。史密斯用“人”（person）和“人类”（human）的区分来讨论他所关注的“亚人类”（包括“非人”）问题。非人化将一部分人类当成亚人类，“认为某些存在只是看起来像人，但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却不是人”。
史密斯详细描述了非人化的概念在许多世纪中的演变，素材非常丰富，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波伊提乌这些古代作者到中世纪、启蒙运动，再到当前。从这些“迄今为止尚未书写的历史”中他提炼出一个关键的概念：本质。一个生命物体是什么，是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决定了一种生物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中的位置。本质论支配着非人化的想象：外貌看上去是人类的未必具有人类的本质，仅仅有外貌而无本质的“人”是次等人或非人，他们不配享受人类的待遇，他们只不过人类的赝品。这种歧视性的文化观念助长和支持了对“非人”的残害、暴力和杀戮。
史密斯是是一位哲学教授，也是新英格兰大学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研究所（New England Institute for Cognitive Science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领导人。在《非人》中，他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生物进化论究竟能对我们认识非人化提供多大的和什么样的帮助？
对此，他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一方面，他并没有采取生物决定论的观念，而是强调，非人化并不是由自然力量在人的头脑里形成的进化适应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他也不承认非人化是一种由人的具体生存环境所构建的文化观念。生物决定论是一种自然主义观念（人天生如此），而社会构建论则是一种环境影响和教育的观念（人是生存环境的产物）。在对许多影响人类思想的观念的研究中（如美德、善和恶、美和丑、甚至“男子”、“女人”、“儿童”、人权），都存在着自然论和构建论的对立和争论。
如何拯救？
在世界许多地方上演针对“非人”的杀戮、压榨、歧视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努力探索，试图用科学解释“非人”认知形成的原因，以及遏制这种认知和行为的方法。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阐释了人倾向于喜欢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人、讨厌令自己不快的人的心理，这种描述后来被心理学家称之为“外类群偏见”。休谟希望人们“设身处地地想象其他人的情况”、“进入他人的观点和感情”，化解对他人特别是其他种族、性别的人的“非人”认知。
休谟的朋友、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更为直言不讳地谴责殖民主义暴虐，以及为这种暴虐提供辩护的“非人”理论。接下来，伊曼纽尔·康德则更为清晰地向人们指出，人有把他人当做单纯的手段的倾向，一旦那样做，就将他人置于亚人类生物的范畴，并将其排除在道德义务的领域之外，为此自我赋予了随意“处置”权。进入20世纪，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击碎了欧洲-美国中心论的文明论基础，也让欧美世界普遍化对其他种族的人群持有的“非人”认知陷入破产。
史密斯在《非人》一书中，提出“生物学、文化和人类思维结构”的三结合，努力在生物决定论和社会构建论之外或之间另辟蹊径在解释这一难题。
徐贲教授评论说，史密斯采取这一理论策略，是为了寻找非人化在人类认知结构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非人化出现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中，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非人化也不限于人类某些个体的特别秉性和素质。非人化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种族或个体的认知和思维中都可能发生。
史密斯让我们看到非人化的实质和它的严重危害。非人化不只是在嘴上说说的骂人话，也不只是夸张的比喻，而是一种有害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过程，一种能切实引发人的残酷行动的歧视和偏见。非人化的想法还会形成法律和习俗，把压迫、奴役和残害变成正当的行为，蓄奴、种族灭绝、肉体酷刑等都是这样获得正当性的。
徐贲教授还提醒我们说，虽然史密斯没有明说，但我们不难联想到另外一些被搁置的非人化现象议题。例如，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斗争、各种政治帽子、人格贬损、流放、劳改和株连家属。史密斯在《非人》中提供的非人化材料和例子几乎全都是一国对另一国，一个民族（种族）对另一个民族（种族），一种人（如美国的白人）对另一种外貌不同的人（如黑奴）的。这种非人化其实比较容易察觉，而那些发生在同一国家和社会中、同一个民族里，甚至同一个党派内部的非人化则要隐蔽得多，也正是因为隐蔽和伪装而变得更难以察觉。这样的非人化才更需要特别受到关注。
徐贲教授教授所指出的那些，许多人都有过深刻而痛苦的印象。不过这几年似乎又慢慢被淡忘了。
“文革”时发生的严重非人化离我们并不遥远，那时候人们使用的语言中充满了激烈的非人化词汇，构成了极具摧残性的语言暴力。这些坏词有的将人妖魔化，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而施虐者却没有负疚感。例如，“牛鬼蛇神”、“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有的则是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敌人”是在意识形态上将人贱化为恶人、坏人甚至魔鬼。敌人被剥夺政治和公民权利、被非人对待、被残酷折磨，甚至被夺走生命，乃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制度性的非人化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诋毁、攻击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构建了他们的敌我观念和亚人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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