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这门艺术，可能有的国家政治审查严重，有的国家商业压力大，但是无论怎么样，电影从来没有自由过，所以分级制度只是……比如说美国，从来没有审查制度，但是曾经美国有最严苛的《海斯法典》，因为他们是靠清教社会、靠教会动员呼唤教众来影响电影的上映，所以电影业自我管理才形成这样这个分级制度，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电影工业的必由之路。"——戴锦华老师电影分级制度在中国有必要吗？
本文节选自北大博雅讲坛第79期实录提问：我是电影爱好者，我想代表我和我的同学们问三位老师问题，您觉得电影分级制度在国内的实施有必要吗？如果有，目前遇到的阻力或者是一些压力是什么？
范倍：分级制度，我觉得这个问题，当我们在讨论电影是不是已经要死亡的时候再来讨论电影的分级制度，我觉得有点像一个悖论。当然可能这个问题背后包含了一个另外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电影不是那么好，会把这个原因归结为电影没有分级，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但这个分级到底能不能真的进一步促进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者是有更好的电影出现，我觉得没有办法做预测。
我觉得分级也好，不分级也好，可能分级之后并不一定真的能够推动中国电影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不知道这样回答行不行，我还是想听听戴老师怎么说。
戴锦华：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个分级制度基本上属于现在的一个大家最约定俗成的想法，说中国电影不行了是因为有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又不允许暴力、色情、政治批判，所以干脆分级，分级了就能解决问题了，其实这是一顺下来的思考。我的基本回答就是，中国的审查制度帮助中国电影了吗？肯定没有，但是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中国电影没有？肯定阻碍了，但是多大程度上中国电影的现状是因为审查制度造成的？我深表怀疑。
因为最外在的例子是伊朗电影，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或马科拉巴夫，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连女演员都不许用，人家照样有那么感人的、那么优秀的作品出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电影这门艺术，可能有的国家政治审查严重，有的国家商业压力大，但是无论怎么样，电影从来没有自由过，所以分级制度只是……比如说美国，从来没有审查制度，但是曾经美国有最严苛的《海斯法典》，因为他们是靠清教社会、靠教会动员呼唤教众来影响电影的上映，所以电影业自我管理才形成这样这个分级制度，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电影工业的必由之路。
我觉得分级制度也许是解决方案之一，如果中国就照美国那么发展下去，也许它是解决方案之一，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自由之路——并不觉得中国电影这么做就好了。李沧东，我最喜欢的亚洲导演之一，某种意义上的朋友，他说得非常对，他捉，政治审查制度绝不是最坏的审查制度，最坏的审查制度是因为市场而自审，我从某种意义上认同他。因为我觉得当面对一个外在的审查制度的时候，你可以想办法应对它，顺从或者是不顺从，或者是绕过或者是怎样，但是如果审查是在你心里，那你就永远不能绕过，而且这时候电影的可能性、艺术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我是这么感觉的。
提问：戴老师您好，我也是您的粉丝，很高兴听这次讲座。这次来其实是带了一个很大的困惑，想请教您，我在读《雾中风景》的时候感觉特别悲哀，这种悲哀是对于中国电影文化或是对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担忧，但是从这种悲哀当中又能读出激情或者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时代就像是我对您这一代人，对于在斜塔上知识分子的一种仰望。但是现在来说，就像您说的，电影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它不能来指导社会了，已经成为一种感官上的操控，这种不仅在电影文化上体现出来，在学校里面特别能体现出来。因为在学校来说，很多电影文化有理论性的课程已经被拿掉了，包括我们学院很多VR、AR的课程开始大量地铺设。我想请问您作为身份的问题，我也是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对于我们青年教师来说怎么走中国电影文化之路？怎么跟AR、VR这种技术性抗衡？
戴锦华：你是逼我当青年导师。我大概知道这个状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建的那个专业也没了，但是也可以说，它就变成了更大的，而且变成了研究院，变成什么电影学系什么的，不再是当年电影文学系的一个专业。我大概知道整个的变化，比如说很多中文系都关闭了，变成文秘等等的，但是有的历史系更惨，现在很多大学把历史系关闭了。比如在日本，日本政府大幅削减对大学的资助，所以很多很多大学破产，而在没有破产的大学当中，人文学科大幅地缩减，这真的是一个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最外的在标志，因为当电影产业这么发达的时候，难道不是电影学也应该同样繁荣吗？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判断，可以理解可以想象。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我真的相信事在人为，好像你没有了，比如说电影文化、电影理论史、电影文化史、电影史，没有了这样的课程，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可能在你的课程当中去传授电影文化，因为只要有电影课程，你就有这种可能性。
其次，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讨论VR，在于我们怎么去讨论。这个学期我和我的博士生一起读媒介研究，一起重新学习和讨论技术在今天的整个文化议题当中的位置。我们不想让自己成为技术专家，但希望相对更内在地把握所有的新媒体和新技术，这样才有把握对它发言，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它变成这样的课题，问题是在于怎么把握这样的课题。我觉得整体形势的恶化我是认同的，青教的困难和艰辛我是每天都目睹的。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说，可能性始终存在，因为我在电影学院教书的时候就必须教一本标准建材叫“艺术概论”，“艺术概论”仍然是1951年还是1952年的两个来自苏联的年轻讲师，他们给中国人上了一堂文学理论课，他们的讲稿就成了范本，一直延用到我开始教书的那个年代，它几乎具有金科玉律的特点，但是我从那门课开始形成我自己的关于艺术理论的、关于文化理论的和关于电影理论的思考和我自己的理论谱系，而且我也把这个理论谱系在这个课程上跟同学们分享，所以我觉得可能性始终在那儿，我们坐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浮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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