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记忆的发明
最近，作家罗伯特·梅纳瑟(Robert Menasse)在接受奥地利国家电台采访的时候，否认了记忆和回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固有特征的说法，并把他们解释为是派生的，并且是相对较后才有的发明。他认为，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史前史了。那时候，火一定被一千次地重新发现过，而车轮也被一千次地重新发明过，因为人们还生活在一个没有记忆能力的世界里。只有在所有发明中最了不起的发明，也就是记忆的发明实现以后，所有的发明成果才会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这里所指的便是文字：一般意义上用来记录记忆的内容的文字和在特殊意义上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这种绝对化的说法当然是不对的。史前史研究所遵循的时间判定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法则，可以教给我们更好的一课。因为人们之所以能为各种事物判定时间上的早晚，便是基于一切更新都没有被不断忘记和丢失的前提。众所周知，事物的演变遵从的恰恰是建立传统的规则。任何最原始的工具也可看成是记忆文化的一种，是“实物的记忆”；它试图把一次性找到的提高、解决和革新的办法保存下来，在保持形式之恒定的发展中把基本的原理传给一代又一代，使之逐渐变为知识的积淀。
梅纳瑟的观点代表了生活在有文字社会的人们对于无文字社会的典型看法，即把后者看成是没有记忆的社会。记忆由此而简单地被等同于文字。没有文字的社会在无记忆当中不断地变化，而且总是循环往复地回归到原点。有文字的社会则在一个用文字把记忆固定下来的稳定的世界中，在保留下以往成就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标地向前发展。这里有两点值得反驳。首先，文字本身还不能就算是记忆；其次，无文字的社会并不是没有记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记忆。
事实正好相反：无文字的社会得益于实物的、礼仪的和传统的帮助大都比较稳定，而有文字的社会恰恰经常处于迅疾的变化中。书写文化带来的结果，首先便是它那本身试图要抵御的遗忘行为。写作不能使一切持久，相反的是，写作往往会改变文化的意义(Sinn)。对这一点民族学最清楚不过。他们研究无文字的社会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在记忆的不可见性的保护下，无文字的社会保留下了更多的古代文化。音乐人类学家为了解开中世纪音乐的演奏之谜，特意跑到中东和爱尔兰去研究没有文字记录的音乐文化，因为这里自1000年以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此，书写得越多，事物的变化就越大，遗忘也就越快。在无文字的文化传承中，衡量传承者好坏的标准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那看不见的传统，并把它通过面部表情和声音表达出来。而在有文字的文化传承中要看的，却是传承者在那已经可读可见的传统中又加入了多少新的和个人的见解。公元二世纪初的埃及文人夏谢佩雷森那普(Chacheperreseneb)
那给人印象深刻的抱怨，也证明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老得不能再老的、和文字化有关的最普通的经验：啊，要是我总能找到那从无人知的句子，鲜见的格言，没有重复，不使用先人留下的名言，(……)我们不能用前人的话语来装饰，因为后人会找出他们。
不要让他们这样说：“这个早就有了。”也不要让他们说：“都是空话，都是谎言。”他的名字将不会和他人并论。(……)啊，要是我能知道，那别人不知道的，那不用重复他人的。
这段话道破了文字以及有文字社会的根本问题。口头说唱的诗匠以不断重复和循环式更新的方式来工作。他总是在唱新歌，在“更新”着每一次的表演，但其内容却是传统的而且可能还相当古老。然而用字来写作的诗人就不一样了，人们期待从他们那里听到全新的东西：从未听过的诗歌、陌生的格言、从未有过的新说法等不重复他人的东西。在无文字的记忆文化阶段，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就连那些能够用眼睛看到的物质文化产物，比如陶器、工具和纺织品也都和整体文化一样发展缓慢。一旦文字进入到了文化记忆的中心领域，这一节奏就被打破了，它被置于骤变的压力之下，迫使文化采取新的对策来改变静止状态。这样看来，文字文化自身还不是记忆，至少不是持久的记忆。它还需要有一种特殊的记忆文化的教育，让文字不仅能把意义和知识变成是客观的和能见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借助储存的技术和有节制更新的原则，来缓和其自身的变化，创新和调适的倾向，从而以此来控制人和文字打交道即最广义上的所谓“阅读”的行为。
2．文字的功能
我们所理解的阅读，属于派生的回忆文化的范畴之内。文字本身既无意且也不会自动去追求和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只有阅读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这样的观点乍一听有些矛盾。难道文字不是作为交流的媒介物而被发展起来的吗?文字的两个最根本的功用是：保存和交流。但对这两种功用我们应做小心的区分。他们一个是记忆的外化，帮助记忆记住那些如果没有文字的支持就会被遗忘掉的数据；另一个则是声音的外化，帮助把信息传达给在时空上相隔遥远的收信者。一切都表明，文字是被作为储存的媒介物而非交流的媒介物发明出来的。如果我们追溯到各种记录系统的源头，就会发现它们最初都是为记忆(而不是为声音)
服务的。它们被用来保存那些因其偶然性和复杂性而无法在人类的头脑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数据。这些数据产生于多元的经济和管理系统，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文字在国家的意义上起着已经不能单凭记忆来完成的“簿记”的作用。比如埃及最早的文字记录所记的就是国王和头领们的名字、征税登记和物品的产地。它们服务的对象显然是组织、控制和计划大范围且多元化的经济行为的宫廷经济。文字帮助了早期统治者的记忆，使他们的控制力和总揽力能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过的高度。
这种最早的储从数据的功能很快就被文字自身给超越了。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就已有了书信和文学作品，用以把某种意义传达给读者或前读者，而并不只是让他们回忆起原来就知道的。其中首要的便是用来传达抽象的概念知识的文字。但另一方面，从柏拉图的文字论——好像是在《裴多篇》和第七封信里——一的提示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做法即便在2000年之后仍被视为是不现实的冒险。文字对于柏拉图来说仍然只不过是记录系统，是帮助记忆的工具，让已知者借助于外部的符号来回忆起他本已知晓的东西，但想要把这种知识传达给事先并不知道的人们却是不可能。意义是不可能被记录的。意义永远是“内在”的，并只有通过共同的生活才能分享；而文字只是符号的组合，它常常陷入使只能用来体验和交流的意义仅流于表面的危险。
3．扩张的交流
情境文字文化在建立派生的回忆文化时所遇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危险。它使得文字在很大的时间跨度内保持可读性，为超越空间和(特别是)
时间的扩张的交流情境创造了制度化的框架条件。所谓扩张的情境，指的不是储存，而是消息的传播。它也包含了用来发布通知的具体交流的数量之大的意思。因此，口头的和书面的传承的明显区别并不在于媒体和储存的技术，而在于扩张情境的制度化形式。在口头传承的阶段，扩张的情境需要比在发达的文字文化的情况下有更强的形式化，而且一般都带有仪式的特征。庆典和仪式是无文字的社会用来把文化内涵的扩张情境制度化的最典型的形式。仪式保证了信息的重新收录，使得内涵传媒性地显现出来。它保证了文化的“仪式纽带”。早期的文字文化尽管已有大量的书面作品，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还是基于这样一种仪式的纽带。无文字的社会由此而被正面地描述为庆祝式的社会。仪式和庆典通过把扩张的情境制度化而保证了文化的意义的传播。
有了文字，就有可能把语言的表达逐字逐句地保存下来，并且不用死记硬背就可以在后来的某个时点重新回放，于是再也不用通过仪式的纽带来强制性地重复什么了。为此也有了新的问题。文字记录的可能性极大地延伸了储存内容的对外疏散空间。在纯粹记忆文化的空间或前文字的记录系统里，中间存档及交流的外部领域都和交流系统本身紧密关联。只要文字之前的记录系统只储存记忆的内容，被储从的和被重新收录的就一定也是在记忆中保存下来的。而记忆只保存那些在将来重新回放时用得着的、在群体的意义经营中占有牢固地位的部分。因此，文化记忆在很大程度上都和群体内部在意义上反复循环的东西相一致；外部和内部，被储存的和被用来交流的记忆内容，互相都不可分离。
只有当文字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忠实的语言记录之后，交流的独立和完整的外部领域才有可能形成。这时候建立起来的记忆，才走出了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进行传承和交流的意义储备的界限，极大地超越了交流的领域。交流的外部和内部——被储存的图画符号的量和群体内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用于交流的内容——多多少少都互相分离开来。储存在此时恰恰可以成为遗忘的一种形式，因为疏散的空间过于遥远，那被书写下来的也就可能会遗失。而对于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认同之根基的文化传统，人们则会想尽办法去阻止它们的向外漂移，它们必须被保留在不断循环往复的意义储备的内部领域之内。
4．从潜在到表层的输送文化内涵
从潜在到表层的输送以及在交流过程中对疏散了的意义储备的重新获取，并不是简单地在阅读的形式中完成的，而是要通过注疏的方式和通过探求其意义的训诂的努力。我要再强调一遍，也就是说，那在进行重新回放的回顾场景中总是要被重新制作的内容，并不就是疏散了的内涵，而只是语言符号的大汇合。文字并不能持久地提供意义和知识。一旦知识解体了，文字也就变成了一堆不成结构的多义的符号群。文字之所以可读并不是因为文字自身，而是由于派生的记忆文化以及它的“扩张的交流情境”的制度化。
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发展起了阅读的文化，从而使得文字成为交流的传媒物。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理在起作用：一是阅读者从不单独地面对文章。首先，按照早期的阅读形式，读者不和文章单独地相处。文字的交流不是在两个人之间，而是在三个人之间进行的。读者在阅读时不能光是“读”，而是要学，而文字则是服务于学习的工具和对记忆的一种帮助；对文章的领会不是在阅读中，而是在和教师的交谈中实现的。所谓使徒的故事，便是这种阅读方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徒菲力普斯(Philippus)遇到了“埃塞埃比亚的司库大臣”，当听说他在旅行的途中阅读了使徒叶赛亚(Jesaia)的书籍时，他问：“你也读懂你所阅读的了吗?”这个问题在后者听来就像是在过分地要求他做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怎么能(懂)，要是没有人给我指路呢?”就是今天，在学习犹太教法典的犹太宗教学校(Jeschiva)或是在学习《古兰经》的伊斯兰经文学校(Madrasa)里，学习、教学和阅读仍是不可分割的。在欧洲，修道院、城市市民阶层、宫廷乃至最后一步的书本印刷都导致了另一种无关联的或者说是“孤独的”阅读情境。于是便产生了注疏学，作为孤独式阅读的一种艺术，表明在那些图画符号的大汇合里面不仅收录了语言，而且还收录了文章的意义内涵。
二是没有死记硬背的学习也就没有阅读：文字总是和记忆一起工作。这仅限于文学类的和文化类的文章。它们和档案文章正相反，是专门为背诵而写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用于学校教育之外还常常在仪式上被诵读，这是交流式地重新回放的一种常见形式。对文化篇章的重新获取是戒律中最高的一条“用你的耳朵，去倾听那讲授的；用你的心，去理解!”文学篇章是供学生们学习写作用的。那时候的人还没有专门的教科书。人们认为，最好是在学习文化篇章的同时练习写作，首先将其内容牢牢地诵记在心，以此来培养思想，传达知识，让人习惯在社会上的定位、态度和规范，并在写下所背诵的内容的时候练习文字书写。学习写作是社会化的一个环节，是使人成为所谓的文明的社会人的一个教育的环节。这里所进行的不只是一一种技术的习得，而是一种全方位意义上的教育。正因为此，文学才必须要背诵，并且要用心(im Herzen，by heart，parcoeur)去记忆。在现代的阅读社会，注释和背诵已不再流行，文字靠自己立足于世。阅读变成是一种单人独处的行为，而交流则变成了消费。如果有人把不阅读的社会形容为“庆祝式的社会”，那就同样有理由把阅读的社会归入“非庆祝式的社会”。在一种企图找回自已的氛围下，离群索居的消费式阅读使仪式庆典枯萎不振。这个问题即使在最近出现的人们不再阅读的电视社会里也未能解决。就是告别了文字，离群索居也仍然是现代文化的最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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