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太上皇”

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到今天，其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因为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而越发重要。本组议题旨在梳理与分析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时间跨度70年（1919年-1989年），为今日中俄关系之镜鉴。10期《多维CN》及07期《多维TW》，曾推出专题《1919-1989：中苏关系七十年跌宕演变》，这是第二篇《莫斯科“太上皇”》。

1950年，中国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和斯大林巨幅画像（图源：VCG）

列宁缔造苏联后，为了巩固政权，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建立“共产国际”，对外输出革命，将战火烧到“敌后”。

向中国“输出革命”

在中共成立之前，俄国就有一个由旅俄华工和知识分子建立，受俄共领导的共产党组织——俄国共产华员局（中华共产党）。

1920年华员局三大在莫斯科召开，推举列宁、孙中山为名誉主席，俄国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到会讲话，大会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本土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后来为了配合俄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需要，华员局中央局由莫斯科迁往毗邻中国的赤塔，以加强与中国国内的联系。

然而，由于华员局成员长期旅居俄国，在国内无社会根基，严重脱离中国社会，除了组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外，在组织建设上并无建树。此时，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一北一南宣传俄国革命，社会主义成为时髦的社会思潮，一批知识分子选择了共产主义。与华员局相比，以李、陈为代表的国内知识分子更接地气，共产国际开始派密使赴中国帮助建党。从1919年开始，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一个个秘密使者，不远万里先后赴华活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经共产国际同意抵达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张太雷，然后前往上海与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等会面，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在他的帮助下，中国各地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系统翻译俄国革命著作、创办报刊杂志宣传革命，出版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1年1月，建党活动准备就绪，吴廷康返回俄国向共产国际汇报。同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兼驻中国代表马林受列宁委托前往上海，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明确表示，“完全承认共产国际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同年，俄共解散华员局。

莫斯科决定一切

中共成立后，全面接受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导。共产国际俨然是中共的“太上皇”，而驻华代表则是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在组织上，中共从一大到六大，除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大外，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指导与监督。历任总书记的人选，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背书确认。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操控大会并架空总书记向忠发，由爱将王明掌权。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被直接指定为代理总书记。1931年11月7日，中共又仿效苏联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久，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头衔，成为中共红军的实际指挥者。

在革命路线上，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共将自身定性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中发展组织，推动城市革命。为了将中共初期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的政党属性改造为工人政党，对工人入党与知识分子入党区别对待，工人略懂革命思想即可入党，对知识分子要求则高很多。

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那兹的指导下，中共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起义部队最初也是按照苏联经验进攻大城市，结果损失惨重。1930年，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在城市掀起革命高潮，红军被强令进攻中心城市，惨遭失败，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后来，又跟随苏联的肃反，在苏区执行极左的“肃反”，许多人被冠以AB团、反党分子等“莫须有”罪名处死。

在经济上，中共建党初期的经费几乎全部仰仗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一大，就是从马林带来的经费中为每位出席者寄去100元路费。陈独秀对此极其排斥，担心中共成为“卢布党”，但1921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经马林筹措巨资营救出狱后，其态度开始改变。1923年中共三大，陈独秀在报告中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

两面下注援助国民党

莫斯科两面下注，在推动中共建立的同时，还通过吴廷康与孙中山的会面，与中国国民党建立联系，国民党也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与指导。

在和苏俄合作过程中，孙中山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在共产国际眼中，国民党“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中共仅代表无产阶级，力量远为弱小，于是力推国共合作，并且否定中共提出的“党外合作”模式，支持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模式，视国民党为革命领导力量。

对国民党的援助，也远远超过中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在一份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抱怨，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的援助，“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然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毕竟不是同路人。尤其在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上位，他将积极在国民党中发展成员的中共看作政治上的心腹大患，随着国共分裂，在北伐战争取得初步成功后，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共产国际才开始全力扶植中共这个政治代理人。

斯大林背书毛泽东

在中共建党初期，张国焘代表比较激进的一方，毛泽东则代表比较务实的一方。1923年中共三大，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批判激进派，并免去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从此跻身中共领导核心层。

4年后，毛泽东以其务实的作风进入斯大林视野。1927年3月，毛泽东经过实地调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时正值斯大林抨击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强调不能机械照搬苏联，毛泽东的报告给斯大林提供了“弹药”。《共产国际》俄文版、英文版、中文版纷纷转载，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甚至将毛泽东的名字写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中。

八七会议后，中共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走武装割据路线的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共党内一路走高。1930年5月，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时明确表示“如果（根据地）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肯定了毛泽东的武装割据。1935年，在共产国际文件以及苏联公开报导中，毛泽东被称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在共产国际批准下，毛泽东再获重用，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王明指定的中共领导人博古剥夺了毛泽东的权力，甚至打算将其送往苏联“养病”，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未能成行。

红军被迫长征后，处处碰壁，毛泽东得以在遵义会议上重返中共领导核心，并逐渐掌握领导权，但他的领导地位尚差共产国际的确认。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不久，共产国际的信使张浩从莫斯科赴陕北，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归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指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至此，共产国际或者说斯大林最终抛弃了王明，在考察多年之后，第一次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也因为如此，张浩病逝后，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这样做。

遵义会议室内景（图源：VCG）

务实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骨子里其实都是民族主义者。他向斯大林低头，或者说是借助于苏联力量，不过是和国民党斗争过程中实力不济的无奈之举。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40年崔可夫赴华担任武官时，斯大林特别强调，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有相当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

所以，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也大加利用。让张浩假借共产国际代表之名，成功解决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迫使张国焘北上，避免中共党和军队的分裂。另外一方面，为了背靠苏联取得援助，毛泽东提出西路军计划，占领地理上“更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宁夏、甘肃，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承诺“在占领宁夏之后，我们将给你们以帮助。”但是最终西路军作战失败，双方建立直接联系的设想落空。

当然也有令毛泽东憋屈的时候，共产国际指导制定的《八一宣言》提出“反蒋抗日”，中共接受了。但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考虑，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并表示与事件无关，强令中共和平解决，尚未转换思想的中共也只好表示服从，与死敌蒋介石握手言和。

1942年，趁苏联忙于卫国战争，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继独揽党政军大权之后又垄断了意识形态，力推布尔什维克本土化，开始打造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统体系。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人之间的裂痕，由此暗暗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