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村建设是一个全国性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那是时候与其说是乡村建设运动更是一种教育的救济运动。主要是较乡下人识字读书逐步消除文盲的过程，更是一种教育改革，全面提升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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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涌现出民国乡建三杰：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梁先生主要是二十年代末开始，刚开始在广东，后来在河南山东，他的主要经济支持前期来自李济深，后期来自冯玉祥；晏阳初是留洋回国做乡村教育的，主要在河北定县，他的经济支持来自美国的基金会，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撤回台湾而随着就去台湾了；卢作孚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是实业家、社会改革家，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建国后由于各种压力身陷囹圄而自杀，是三杰中去世最早的一个。三杰都是认识时代且有时代自觉的人，虽然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都互为好友，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影响颇深，在内陆还有苏州的昆山，无锡都有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全国性的。
2、乡村建设运动失败原因总结 乡村建设运动来的及时，但是由于旧中国处在深深的不安之中，外有列强，内有自斗，整个建设过程都在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下进行的，能够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也都是划出的特殊的治理区域，受到政治当局的支持才可以开展，还是在一定的荫蔽之下才可进行的。细细说来有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1）社会动荡不稳。不单单是中国社会动荡不稳，整个世界都经受一战和二战侵袭。中国尤甚，同时还有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前有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整个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百年就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与其相对应的是西方的一些观念、主义，开始侵蚀与融合中国文化。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转移路线就可以看出一二，先是在广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后来是在河南，再后在山东，他的所有的每一个的据点都是受到当时军政格局影响的，尤其是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更是一种持续性创业，需要持续性经济供给。
2）乡村的建设运动的坚持和持续性资金供给。
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一下子就决心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做过深厚的研究才做的最后决定。做这个事情除了意志上的坚决，还需要持续的可靠资金来源，同样晏阳初先生的一样。可以拿晏阳初先生来说，他的资金支持来自美国的基金会，而美国的立场是支持蒋介石，要是继续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就必须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支持国民党。这也就是开展工作很重要的一面，既要坚持理想又要结合现实。开展较为顺利的当然是卢作孚先生了。
2016年7月读民国乡建君子因读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对卢作孚先生的叙述较少（后来我通读了卢作孚和晏阳初以及费孝通）；对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有一些小细节的大略，我便书外从中查找了更多是与梁先生相互交集的一部分内容。在《乡村建设理论》后面的一些自叙中先生只提及晏阳初先生，而实际梁漱溟和晏阳初都与卢作孚交好，三者互为好友。与前二者不同的是卢作孚先生同时是实业家，有经济后盾作为更强大的支撑。从细微处还无从说去，关于卢作孚和晏阳初的书我还得另外做一些功课。
3）乡村人民“愚蠢”太深，很难教育启发。
这里的愚蠢要引号，是我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只因为不识字和长期的信息闭塞而导致的“乡村建设运动事不关我”而言，绝大多数乡村人民还没有这种意识。愚蠢的大概解释是这样的，愚通常指守在角落里，不动心；蠢指春天的虫子，蠕动状态。愚蠢就通常指不经常挪动寻求变化，信息闭塞。但还轮不到谈愚蠢用在乡下人，这一点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有一些精彩的关于细节的论述。因为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有时候只需要延续一脉口口相传就可以，压根不需要文字，对于这种文字教育的意识都没有。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国不识字的人大概占到十之八九。所以开展识字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障碍，因为没有外界信息不受干扰也是一种“极好的状态”。这就无缘故的增加了乡村建设的难度。梁漱溟先生也有在自己的实践中述及这样的事情，对于外来的先生乡村人既不嫌多一个，也不会赶他走，要是做乡村建设运动做就是，真的“关我屁事”。
可见在那个时候做乡村建设运动难度有多大！
4）能够投身乡村建设的人才匮乏。
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列强入侵，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打破了原先乡村自我供给，连饭都很难吃的上，还有心思做乡村建设？有时代自觉的人又堪称少数。好不容易培养一批人才，一顿战火功夫就前功尽弃了，再加之经常的挪窝，屁股还没有热乎的光景就已经在下一站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不适合运动战更不是闪电战，需要持之以恒、步步为营的做下去的事业。
5）西洋带来的致命诱惑。
西洋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上的迅捷、金融上的技巧、商业经营的敏锐，以及经营的规模大、气魄大！这些就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所完全不具备的。本身中国可以不需要西洋的这些事物就可以，但是这正好与西洋文化的本质是外求有关，他自觉的就会撬开中国的大门。我们反而受到干扰需要自卫，更应该是文化自卫和文化融合，也就是在从鸦片战争到现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与西洋之间都在做的事情。当然整个人类发展史也就是在做文化自卫和文化融合的事情，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就是不要失去自我，而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唤起民族自觉的书，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才有自觉，自觉了才会有自信。
6）农业生产的土地生产效率低下。
与西方的先进的工业技术相比，农业生产是与自然的合作，依赖性强，完全不具备可比性。而以农耕为依赖的自给遭到破坏后不足以支撑整个社会经济命脉。羡慕西洋的技术和生产力也就成了必要。但低下是看对于谁来比较的。农业文明有其天然优势的是南方的梯田块状组织就得采用这种天然与自然共同生长的原则。梁漱溟先生思考的是中国要走的是通过农业走向工业，在农村建立生产，建立农村金融，而不是走商业化的工业化国家。
而西方本质是恰恰是商业。
7）农村秩序的散乱。
农村是天然的不需要秩序，而现代西方冲击后使农村需要新秩序。一个不需要秩序的农村要建立秩序只能通过模仿学习还要因地制宜，梁漱溟先生是年轻时候痴迷于英美制宪的，对中西有深厚的研究，对我们邻居俄罗斯的发展也深刻认知，更明白中国要走一个特殊的自己的道路，必须走农村自救这个道路，这是从根本上进行新秩序的重建。
8）给时间点时间。时间不够，又加之断断续续。
改变想法需要时间，与时间赛跑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尤其是在不识字、生产力低下的农村做改变想法的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城市能够实现人格独立的都是少数，更何况在农村，更何况能够引导人格独立的人有寥寥无几。加之交通不畅达，没有现代的科技辅助，没有互联网。可想梁先生是处处很难。多少人是坚持不住的。多少人是喊不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3、教训与启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乡村建设理论符合时代诉求，也加之实践，只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意义极其重大。
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不是就理论而理论，而是因为有很多同好人，都有时代自觉之人在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而后有的叫做乡村建设理论的说辞。是先实践后理论，正所谓行知，可以进行可以书写，可以实践可以理论，不做纸上谈兵之举。
在外术发展极其快速的今天，我们应该明白乡村建设的本质是提升人口素质，使每一个人都人格独立。与其跟着外术一直发展，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还是找不到北，乡村建设依旧无出路。也正恰逢其实当今政府从上到下各部门都在做乡村扶贫，大力支持美丽乡村，更需要从根本上了解乡村才好做好指导引导实践的工作，不能一味的以口号和所谓的业绩为王；诸多的投入乡村建设运动的有智识的人，不能以自己的自知而强加于乡村，任何乡村都有其优势和脆弱性，并不是说所有乡村适合做开发以博取经济效益为总目的。我们要现在要做的依旧是扭转以单项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当下的乡村建设运动；立意高远，让每个个人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以提升幸福指数为基准点，不要像过去三十年走的城市建设之路和改革之路。未来三十年乃至更久远，中国看乡村，这是必然。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先生的精神——“坚持原理，因地制宜；方针大同，共筑理想”。乡村真的好了，中国也就真的好了。
4、乡村建设需要掀开新的一页。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文人思考也好，企业家实业实践也好，往往是站在对中国人批评为主的，他们往往没有今天的互联网做辅助手段研究历史、也不可能去图书馆查阅所有典籍文献，也没有一种精神去反思满清对中国文化的奴役掠夺与侵害。以至于在当今大家一说中国没有工匠精神、没有道统、没有商业契约诸如此类的自我否定的话。今天我们就应该把这些陈词滥调扔到历史垃圾堆里。我们不具备不是天然的不具备而是被阉割，我们今天要重新恢复、养成和长出自己的工匠精神、道统体系、商业契约！掀掉以前的帽子和天花板。
今天的乡村建设更要结合历史潮流去反思，不去做改变只去饶舌做批评家的大有人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吧，我们自己加入新乡村建设大潮中，对那些否定的和负面的我们自我屏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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