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农民进城的“后院”着火

城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下发生着的对国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跨地域、永久性生活变革。在城镇化进程中，一直以来，我们多关注农民如何进城，而对于农民如何在村生活，关注不多，但问题在于，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言，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在城市，可是稳定器却在农村，一旦农村这一“后院”着了火，或在不恰当的时候人为地瓦解了农村生产生活体系，那城镇化一定是走不稳、走不好的，农民失去了退路，中国也便没有了出路。因此，农民进城的这个“后院”，尤其值得我们小心呵护和妥善处置，在此之前，理解并探究其内在机理，便成为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春节之前，笔者及所在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曾到宁夏平罗县做驻村调研，发现当地近五年内城镇化速度提升尤其快，目前已达到70%左右。据悉，平罗县人口总计30万不到，五年之前，城市人口9万人，农村人口20万，五年之后，城市人口已近20万，在村者，多为不必进城的老人和条件较差而实在无力购房的困难群体。期间，我们随机走访的一个普通村庄，邵家桥村5队，全队人口原有60/70户，可现在在村生活者不足十户，可见当地城镇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反观笔者豫南家乡，农民进城景观则有所不同。现结合笔者日常驻村调研及回乡观察，简单谈一谈农民进城的爱与恨。

农民进城，为什么？

农民进城，具有广泛的内生性需求，是集婚姻、教育、工作、生活四位于一体的生活选择。据悉，目前，当地婚姻市场中，进城买房结婚和“一包葱”（指男方家庭用金钱包办彩礼、三金、衣服等结婚所需）已成为刚需，不禁有村民感叹道：“平罗有房子，对象有得谈；没有房子，对象都没得谈！没有房子，现在根本不可能找到对象！”此外，当地近些年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也日渐显现，以头闸镇为例，全镇12个行政村、1个新建社区，目前只保留了镇上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很多农村孩子上学非常不方便，怎么办呢？于是就有大批农村家长选择进城买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是图个环境”。

再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地依托其便利的交通区位和丰富的矿藏资源，充分利用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之利，县域经济空前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地农民进城步伐加快，在城工作，就会产生在城生活的内生需求，于是，为了工作而买房，也成为当地购房潮中的重要因素。此外，平罗地处西北，天干地燥，冬季漫长而寒冷，在村生活，取暖就是个大问题，以一四口之家为例，每年冬季需要用煤5吨左右，一吨400元，一个冬季下来就需要2000元，不仅费钱，关键还不卫生，于是，进城购房，选择集中供暖、卫生取暖，便成为村民的共同选择。如上所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地农民进城，是在农民内生需求驱动下、集婚恋、教育、工作和生活四位于一体的生活选择。

当地农民进城，是在当地政府土地、教育、信贷等政策的综合引导下进行的短时间、大规模进城运动，就像一阵风一样，翻动着村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据悉，当地农民进城，主要发生在2010年之后，2013、2014年达到高潮，从去年开始，已有部分村民选择进而复返，甚至部分村民开始“租房种地”。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当地农民进城的节奏，和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波动、当地地方政府政策高度契合。

2010年，依托交通和资源优势，凭借中东部产业转移东风，当地县域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因此，当地县域经济产业格局中，资源型企业分量极重，也就是我们在村中常听村民提及的“儿子在大地铁合金厂工作”，在此期间，地方政府鼓励村民进行土地流转，并支持大户进村开展规模经营，以每亩50元或30元的补贴进行扶持，与此同时，也动员乡村组干部帮助大户进行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之后，村民自然要外出打工，此时又恰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工作岗位，村民本身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城市教育的需求，可谓各得其所、两全其美。可好景不长，2014年，全国煤炭市场开始回落，加之资源型工厂开始进行技术升级换代，原先一个锅炉需要二三十人，现在只需要四五个人即可，那失业的村民怎么办呢？问题恰恰在于，当地县域经济中，其他行业发展又非常有限，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稳定、有保障且可持续的工作岗位。这时，农民开始进而复返，有些村民就问大户把流转的土地要回来自己耕种，有些村民在自家承包地基础上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并辅以牛羊等养殖，打造丰富的庭院经济实践，以此来对抗来自城市和市场的风险，典型代表即是正闸村5队张家庄的一张姓村民，今年50多岁，前些年把土地流转给本村大户，今年进城打工困难，据其自述，“出去厂里不要，半年没挣钱，回来了！”于是便把自家10多亩的承包地要回来自己耕种，在他看来，种地虽说辛苦，但不用出去打工了，有保障，多少有些收入。此外，镇上一位经常和村民打交道且经营农资20多年包地大户吴学军，一语道破这一群体的困境：

“我们这代人，60后，是中国人口的高峰期。老不老？不老！小不小？不小？学历不高，手艺很少，不种田，干啥？中国经济景气了，建筑行业用工量大，大部分人可以搞搞建筑；中国经济不行了，建筑行业用工量少，种地就是农民的最后一道保障！国家不解决这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他怎么可能放心地把土地交出去？”

二是当地部分农户开始“租房种地”。

为什么要租房种地呢？一来当地少部分村庄在2013年搞了土地增减挂钩试点，对土房较多的自然村进行了整村改造，以我们调研所在的正闸村6队余家庄为例，据介绍，当时地方政府是以土房每平方米300元、砖房每平方米600元、砖房带装修者每平方米700到8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补偿，宅基地按照一户一宅8000元进行补偿。农民房子拆掉以后，县里有工可打时，一切无忧，但随着当地经济回落，

问题开始显现，有部分村民选择回村种地，回村种地却无房可住，只得不停在城乡之间往返，终究不便。

当然，搞增减挂钩试点的村庄，在当地只是少数，大部分村庄中的村民还是可以选择回村种地的，此为其一。

其二，平罗地处宁夏平原北部，农业机械进地作业方便，机械化水平高，尤其是当地大田作物玉米，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此外，当地农业水利体系完整，调工清淤虽有困难但仍可顺利运行。如此，在当地，即使是老人，也可实现轻松种田，访谈时偶遇一位80岁老爷爷，一问方知他竟然还在种着15亩地、养了7只鸡、5只羊、6只雁，当地农业生产之便利，可见一斑。

其三，当地农业生产不仅便利，关键是收入还很可观。据介绍，当地农户户均耕地20、30亩，且荒地较多，亩均收益在千元以上，一年下来，农业纯收入就在两三万元，而且还可以搞一搞庭院经济，养羊、养牛、养猪、养鸡等，降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同时，有效提升家庭生活品质。有基于此，当地村民在进城打工困难时，多选择回村种地，家庭再生产得以持续下去。

此外，笔者的家乡，位于豫南上蔡县，近几年县域地产也到处拔地而起，问及村民为何进城买房，除了婚恋、教育两点需求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

近两年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加之地方性面子文化作用下，经济条件尚可的村民，多会选择进城买房以顺便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以笔者二叔家为例，前些年在西安开废品收购站挣了些钱，儿子在县一高上学，女儿在外地读大专，二叔二婶均在西安，原本并无在县城买房的需求，可为什么最后决定买房呢？据其介绍，2011年末，原本留意的位于县城非核心地段的一100多平的房子是15万，可到了2012年年初的春节，已经涨到了20万，这极大刺激了二叔二婶，后悔的同时又坚信房价还会涨，于是在2012年年末的时候，回来便花了32万买了城里一处尚未建起来的预售房，用二叔的话说就是“那两年钱贬值的厉害，往那一放就不值钱，而房价却越涨越凶，加上有钱的都买房子了，所以，我也就赶紧买了”。因此，对当地农民而言，缺少稳定而有保障的就业支撑却选择买房，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在教育、婚恋、财产保值增值、面子文化等内生性需求和货币贬值、房价上涨等外在环境压力综合作用下所催生出的进城买房选择。

农民进城，凭什么？

平罗当地农民进城，是依托当地便利而强大的农业生产体系而产生的高农业产出基础上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一基础的支撑下，当地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两栖式城镇化模式。当地地处平原，机械作业方便；农业水利设施完善，渠系完整，农业用水方便；人少地多，人地关系宽松，户均土地面积大；一年一季，当地大田作物玉米产量高，加之特色经济作物枸杞、菟丝子等，亩产效益高；土地空旷，放养空间充足，养羊、牛等普遍，庭院经济丰富；等等。天下黄河富宁夏，当地具有典型的塞上江南特征，村民不仅可以轻松地从事农业生产，关键收入还很可观，一年两三万的纯收入，丝毫不低于年轻人在城务工收入。访谈中，在问及进城买房资金来源时，村民大都表示首付自付部分多为多年农业积累所得。补充一点，也正是得益于当地农业的高产出，使得当地农业对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因此，打工经济出现也较晚，也就是说，当地村民家庭积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所得，当地农民进城，农业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支持性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当地农业不仅具有保障性，更具有发展性，为当地村民家庭再生产提供了发展渠道。

对于笔者家乡而言，则无此农业生产优势。华北各地大多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农业收入非常有限，一旦选择进城买房，在缺少内生产业支撑的情况下，要么空置，要么勉强入住，一旦居家生活，城市生活就像抽水机一样，一抽在村务农父母的水，形成父母支援儿子的代际支持、甚至代际剥削局面，二抽在城务工子女的水，在外辛苦务工所得，不得不拿来苦苦支撑在城生活表面的繁荣。从我们当地农民进城实践来看，村民较为理性地选择是否进城，真正脱农进城者，多为在外生意有成者，喜欢讲面子且讲得起面子，因此，大多数村民还是会选择在村建房居住，对他们而言，

当农业蜕化为糊口经济、务工收入又非常有限且极不稳定时，在村生活，就是一种低成本、高福利且有保障的生活方式。

农民进城，怕什么？

以平罗为代表的政府引导型农民进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规模城镇化，政绩惊人，但鉴于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消费性有余而生产性不足、以乡支城、不确定性等内生特征，农民进城，存在以下几点隐忧：

农民进城，一怕在城无工可打。农民进城的启动器在城市，城市发展的根本在于产业结构本身的支撑。失去了产业基础的城镇化，注定成为昙花一现、无根浮萍。农民进城，一要有房住，但关键在于稳定有保障且可持续的工作，唯有如此，农民才能体面而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下去。从平罗当地农民进城实践来看，当地县域经济产业格局中，以煤、铁等资源型产业为主，辅以餐饮等服务业，农民进城就业，大都集中在中低产业链条中的中低环节，这一环节的特征就是费力多、收入少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以当地某矿业工厂招工为例，它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40岁以下，学历初中以上，高中和中专优先，也就是说，进城农民，一旦进入40岁，打工机会会越来越少，进厂打工动作慢、没技术，厂里进不去，只能到社会上打打零工，比如建筑工地上当瓦工，而平罗当地县域经济又有两大特色，一是冬季寒冷而漫长，一到冬季，零下一二十度的低温，人们只能待在家中休闲，便成为典型的室内经济，户外作业非常困难，无工可打；二是当地资源型企业，受国内外市场影响大，波动明显，典型的就是2014年煤炭市场的回落，对当地县域经济发展，冲击较大，尤其是地产经济中建房潮一过，进城农民打工还真是一个问题。

失去了稳定就业岗位的进城农民，就会成为彻底的城市负担和家庭累赘，因此，这是农民进城后最怕的事情。

农民进城，二怕在村无田可种。当地农民进城过程中，农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典型表现有二，一是在农民进城买房的资金来源上，农业占比很大。据介绍，当地打工经济出现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因此，当地农民买房首付中国的自付部分，大都来自于农民多年农业积累所得，也就是说，在高产出背景下，使得当地农业不仅具有保障性，关键是有发展性，发展性使得当地农民在乎农业收入，因此也就不会轻易舍弃农业生产、放弃自家承包地。二是表现在农民进城后的生活方式上，努力维持以农时安排为基础的两栖式城镇化模式。这如何理解呢？调研期间，我们在当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当地农民百分之六七十均已进城买房且多在城打工，另一方面是当地进城农民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农户流转了自家的承包地，大部分进城农户选择了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进城打工、冬季进城生活的家计模式安排方式。为什么当地农民进城了之后还对自家的承包地锲而不舍地耕种呢？仔细一问，才发现当地村民进城后，打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开支、孩子上学和农资投入，而农业收入才是作为家庭积累沉淀下来，缺少了农业收入的家庭，在城市生活压力会尤其大，尤其是对平罗而言，可以说，正是由于当地农业的发展性，才成就了当地短时间内快速城市化的步伐，一旦失去了农业这一重要的支持性和平衡性力量，在城生活的农民，仿佛断其右臂，如坐针毡，有基于此，也就出现了当地农民进城后却一直保持农忙时节回村种地的家计模式。

农民进城，三怕回村无房可住。从平罗农民进城实践来源，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很可能出现一股返乡潮，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城市无工可打，即使当地县域经济发展一如既往，但这一代4050农民工自身的劳动力特征和家庭结构特征，决定了他们大部分人不可能在城市生活下去，理由有二：一是平罗当地县域经济中，以资源型企业为主，产业结构并不均衡，提供就业岗位有限，且受外部市场影响较大，这种情况下，作为当前进城农民群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4050人员，逐渐年老体衰，学历不高，手艺很少，与其在城市中成为儿女的生活负担，不如回村种地自养，关键当地农业的发展性使得父辈还可以接济在城市打拼的儿女，此为其一；其二是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进城买一套房子已是极限，有能力买两套房者少之又少，如果4050人员在儿女成家后继续在城生活，也就意味着空间有限的房子内，必须可以承载两代人的生活，可实践告诉我们，两代人之间，由于生活作息、饮食偏好、价值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差异，使得两代人难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家庭矛盾也会倒逼父代家庭回村居住。有基于此，

农民进城，并不意味着是一劳永逸的、永久性的，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是阶段性进城，或者打工周期结束，或者等儿女成家，或者经济危机到来，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农民回村生活。

如此，为农民回村有房可住、有田可种，保留一条后路，守护好这一“后院”，便成为执政者最大的政治智慧、最现实的仁政，也是进城农民当下共同的生活诉求。

此外，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农村教育。农民进城，其中一个刚需就体现在农民子弟对于教育的需求。从平罗教育政策实践来看，当地在前些年进行了撤点并校，这一政策，影响深远。以头闸镇为例，当地共计12个行政村，撤点并校之前，每村有一个村小，可以为本村孩子提供基础教育，撤点并校之后，当地只在镇上保留了一个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据介绍，这一硕果仅存的学校也从2015年开始，初中部停止招生。而反观县城小学教育，据说五年前，当地县城只有两三个小学，可现在，短短五年内已经变成了近十所小学，据说目前缺口还很大。由此观之，撤点并校政策的施行，对于农民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不论作为长辈的父母愿不愿意进城、能不能进城，为了下一代孩子的教育，也会倒逼父辈进城，至于进城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就完全交由作为长辈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来承担。这一事实告诉我们，

撤点并校政策固然有其合理性，比如集中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但在具体施政环节，地方政府要进行充分调研、多方论证，合理撤并，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且勿贪大求快，尤其避免将教育政策沦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步伐的政策工具。

有基于此，

农民进城有四怕：一怕进城无工可打；二怕回村无田可种；三怕回家无房可住；四怕孩子无学可上。

这也就启示我们，农民进城的启动器和发展极在城市，可稳定器却在农村，要想实践出一条高质量、有保障且可持续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我们，尤其是地方施政者，必须以整体性视野，志存高远同时又不失地气，小心翼翼地呵护农民进城的全过程，一方面，首要在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力求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有保障、可持续的工作岗位，这是农民进城之基；另一方面，辩证地看待土地流转、增减挂钩等政策，以最大的政治智慧，为农民进城留后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农机农计推广、土地整治、土地调整、农村教育等方面，实现国家资源自上而下进村与农民自下而上需求表达的有效对接，为农民适时回村生产生活提供方便。

“后院”安全，农民进城的步伐才能放心、稳健，城市化方能有条不紊，可进可退，否则，后院着火，农民就恼火；农民恼火，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就上火，得不偿失，因此，切莫让农民进城的“后院”着了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