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最深最深的心底
残存著犹太最后的心灵
让眼睛朝向东方，向东方遥望
望一眼锡安已旧的山岭
我们的心并没有死亡
两千年来唯一的希望
做个自由人再次回我的故乡
再回到锡安和耶路撒冷
——以色列国歌《希望》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读了以色列的建国宣言，一个现代的犹太国家建立。在外敌入侵，内部动荡的情况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个气候干旱，资源贫乏，地形崎岖多山的地方摇摇欲坠地立国。
在之后的岁月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生了五次中东战争，直到现在也战火不断，却越打越强，不断开疆扩土，同时实现了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的飞速发展，成为了一支世界上不可忽略的强悍力量。以色列的发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许多人也提出问题：为什么建国地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样的理念在支撑着犹太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立足？
要解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锡安主义（Zionism，又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解。
与《圣经》一样古老的归乡情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Ⅱ）攻入耶路撒冷，将犹太人掳掠到新巴比伦王国，开始了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旧约》的《诗篇》137.1-6描述了犹太人第一次与故土锡安（巴勒斯坦）分离的痛苦与归乡的渴望：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可是，这不是犹太人最后一次与故乡的分别。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攻下，成千上万的人沦为战俘或奴隶，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公元135年，犹太起义军难敌强大的罗马军队，失败后被彻底逐出自己的家园，开始了长达1800年的漂泊流浪。
▲犹太人无奈地离开自己的家园
对于永远的异族人、流浪者来讲，没有什么比回家更使人心驰神往。回到故乡这一美好的愿望贯穿着犹太人的生活，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福“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虽然在19世纪才诞生“锡安主义”一词，但是锡安主义本身没什么新奇，早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就已产生了。
两种主义
同样是在19世纪，锡安主义被赋予了政治性内涵，也就是说，锡安主义不再是希望回到巴勒斯坦这么简单，它要求犹太人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在世界上真正的取得自己的地位。
1896年2月，第一位锡安主义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家园”，“马卡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他认为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永远不会安全。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这样想。189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任命反犹主义者谢尔盖大公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即刻就从这个城市赶走了两万犹太人，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撤离，在1888年到1914年之间，有两百万的犹太人离开了俄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人们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胜利所赢得的自由主义思想也鼓舞着犹太人。
赫茨尔为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理想奔走劳碌，在44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出现了众多派别，各家各陈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影响较大的为两个派别：以赫茨尔为代表的政治复国主义和以阿哈德·哈姆（Ahad Ha''am）为代表的文化复国主义。
现实主义的救火方案
政治复国主义认为建立犹太人政治上的主权国家是第一要务。赫茨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终结犹太人在大流散中所忍受的痛苦、仇恨和迫害。该主张旨在解决日益严重的反犹主义问题：
只有建立了自己的祖国，才不会被人欺负。
它强调生存，强调现实，强调挑战，着眼点在于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
赫茨尔相信反犹主义是犹太人悲剧的根源，而犹太国家的建立可以完全解决反犹主义，因为犹太人所处的不正常的生存环境完全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流散的民族，没有自己的领土和祖国。一旦国家建立，犹太人的存在就可以正常化，犹太国会变成全世界所有希望保存犹太根基的犹太人的家园，而至于其他犹太人，他们会放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彻底融入进他们的居住国家。这样一来，犹太危机可以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并且他强调解决犹太人的苦难的迫切性，该问题十分严重，必须得到紧急的解决。他的想法其实非常贴合现代犹太人的早期历史。在中欧和东欧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最终变成了二战中骇人的大屠杀，这说明了赫茨尔对于犹太人苦难的严重性和该问题得到解决的迫切性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是赫茨尔的许多其它理论没有被历史所证实。很多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并没有移民到以色列，而且他们努力不让自己失去犹太身份，拒绝同化。而且以色列的建立并没有根除反犹主义，虽然在二战后，反犹主义的问题得到极大的改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持自由、多样化的思想的传播，以及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抗议。甚至可以说犹太人的主权国家的建立反而使得一种新的反犹主义兴起，该反犹主义主要流行于伊斯兰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对新建立的犹太国充满敌意。
赫茨尔像是一个救火队员，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当下可见的灾难。而阿哈德·哈姆则更像一个真正的目光长远的战略家。
立国之前先立心
赫茨尔更多地是在关心犹太人的危机（Theaf fliction of Jews），而阿哈德·哈姆所关注的是犹太教的危机（Theaf fliction of Judaism）。这里所说的犹太教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宗教，犹太教于犹太人像是儒家于中国人，它是一种文化、生活准则、社会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剂。
从表面上看，哈姆所关心的不是犹太人所面临的政治危机，而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文化危机。他承认他没有灵丹妙药去拯救作为个人的犹太人，但他一心想着拯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的犹太教，换句话说，他希望“救本”。
哈姆竭力提倡重视文化精神对于犹太民族继续生存下去的巨大意义，国家的政治重建应该以内在精神的维系为基础。在哈姆的理解中，
犹太民族的生存并不依赖任何外在敌人，而是自发的，取决于犹太人自身的文化凝聚力或他所说的“民族精神”。
▲以色列国旗的蓝白两色是犹太教僧侣披肩的颜色
对于政治复国主义他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看到了政治复国主义的局限并比赫茨尔更具长远眼光。政治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不是因为犹太教陷人困境，而是因为犹太人陷人了困境。因而，他坚决反对在否定犹太教文化延续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治国家，即仅仅为犹太人提供一个避难所的做法。
对于哈姆而言，那些通过西方种族反犹主义看到自身犹太特性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的创造，只能缓和犹太人个体的肉体痛苦，而非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对此，他忍不住讥讽道，倘若反犹主义突然消失，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也就很快不复存在了。哈姆富有远见地预言，赫茨尔那种由德裔或法裔等犹太人拼凑而成的单纯政治性国家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自身民族文化的国家将失去对流散地犹太人忠诚上的吸引力。
那么，该如何使犹太人有一个坚实的文化认同根基？在当时的外部世界，民族主义已形成，各民族以本民族的精神表达自身，譬如英国人有着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独有且根系牢固的的传统、文化、气质，这些都使他们与其他的民族区别开，他们有足够的文化底气说自己是英国人。那么在那样的时代，犹太文化也必须在其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原发地通过创造合适的文化条件，而非一个独立国家的方法，去建立一个“犹太文化大本营”。在那里，犹太精神将得以发扬光大，并最终建立一个具有犹太文化民族性的、而非仅仅是犹太人的国家，“这个逐渐扩大的犹太安居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民族的中心，在这里，它的精神将在所有层面发现它所可能的最大完美程度的纯粹表现与发展。”
这就是哈姆从犹太文化困境与发展角度所提出的文化复国主义思路。虽然绝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不可能回归故土，但精神上的“放逐”则可以避免。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精神上的家园。只有这样，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才能在复国之前，为欧洲犹太人带来精神上的鼓励和满足，恢复他们的民族认同以及在异文化中的自尊。
对锡安主义的质疑和批判
以色列的建国标志着长达1800年的犹太人大流散的终结，无疑也标志着锡安主义的成功。不过，建国就代表着锡安主义已完成它的使命，是时候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然而现实证明锡安主义在以色列依然有着勃勃生机，对现代以色列的方方面面的政策和民族文化产生巨大的的影响。
随着以色列的国家发展，一派新的锡安主义兴起：后锡安主义。
后锡安主义，成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对以色列的立国基础锡安主义加以批判和质疑，尤其是质疑阿拉伯方面是否应单独承担巴以冲突的责任。后锡安主义者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反思以色列的一系列举措，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要求，反对以色列国家强加给来自中东国家的东方犹太人的迫害，倾听他们所提出的抗议。他们寻求将他们的批评和对这些边缘群体的历史纳入以色列的教育、传媒和文化体系。这些群体的历史不是被完全抹去，就是被淡化模糊，他们希望可以结束这种可悲的局面。
▲中东战争中的惊慌的难民
后锡安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从曾在以色列引起巨大争议的修改教科书事件看出：2007年7月22日，以色列教育部宣布批准了该国阿拉伯学校三年级社会与公民课使用新版教科书。新教科书首次承认，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对巴勒斯坦来说意味着“灾难”。尽管占据主体地位的希伯来语课本并未进行相应修订，但这一改动仍然在以色列社会引发了多方争论。该决定得到了以色列阿拉伯社团以及议员的赞扬，但也同时激怒了犹太右翼和宗教势力，全国宗教党主席奥莱夫（Zevulun Orlev）要求总理奥尔默特解除教育部长的职务，并称修改课本的决定是“反锡安主义的和反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
在大屠杀问题上，后锡安主义者力主大屠杀记忆个体化，使这段往事变得活生生起来，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尊重与关怀。后锡安主义者抨击锡安主义者把大屠杀作为工具来建立国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认为以色列舆论滥用了大屠杀民族记忆，为争取国家地位而无视幸存者的苦难、抹去幸存者文化身份，以证明对于“他者”（others），包括正统派犹太教徒、东方犹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否定与压制是合法的。
后锡安主义对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政策的反思与批判及重述以色列历史的尝试鼓励了以色列和平力量，对于抵制宣扬“大以色列”的强硬民族主义势力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对于未来巴以冲突的解决无疑是有利的，但是后锡安主义在以色列并没有成为一股足够强大的思潮，许多人反对后锡安主义，称后锡安主义者为叛徒。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1800年的苦难中，古老的锡安主义从未断绝，19世纪末它成为一项政治运动，更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尽管派系林立，论辩不休，但其核心始终如一，那就是回到巴勒斯坦故地，独立、繁荣地生活。可以说锡安主义在以色列建国时已达到了它的目的，但是它已经深深浸透在以色列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并依然会在之后的日子里作为这个国家的引路灯引领犹太民族向未来走去。
参考文献
1.[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
2.（简化字）和合本《旧约》
3.黄福武：《从锡安到锡安主义—犹太人复国心路里程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4.钟志清：《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西亚非洲》，2015年6期。
5.杨阳：《以色列的后锡安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10年8期。
6.刘金忠：《犹太教复国主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2003年。
7.Eliezer Don-Yehiya:
Zionismin Retrospective, Modern Judaism, Vol.18, No.3, 100Years of Zionism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te of Israel (Oct., 1998), pp.26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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