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各省份陆续召开两会，国企改革成为这一轮两会的讨论焦点。在2013年底召开的18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便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议条文，新一轮国企改革也由此展开。据了解，中共高层已将2017年定位国企改革关键年份，截至2月8日，已有28个省级地方政府在两会上宣布将把国企改革列为2017年工作重点。
纵观而论，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对国企展开改革牵涉到诸多层面。在“按部就班”原则下，中共在2017年推动的国企改革将优先聚焦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上。为落实政策目标，各地国资委将放宽电力、电信、交通、能源等战略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限制。值得留意的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下，中国可能复制出一批像安邦、华为这样“半官半民”的新寡头。
中国将出现一批类似安邦这样半官半民的寡头企业（图源：VCG）
慎防俄罗斯式寡头经济在18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达成诸多共识，而国企改革便是当中极为关键的一环。自立国以来，中共便将打造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立国根本，即使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国企在中国经济中依旧扮演着结构性的调节功能。
在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节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得以保持较高的运行效率，但随着中国经济从起飞期过渡到初步成熟期，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抵消了经济增长动能。也因此，如何用市场的力量来引导生产要素最优化配置给经济增长引擎注入柴薪的首要考量。
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英等国强势回归，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调控举措，主张以“去管制”（deregulate）来鼓励企业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形式恢复市场既有的调节功能，借以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最终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去管制”大旗下，西方经济恢复了增长动能，这也让“里根经济学”被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甚至也为后冷战时期俄罗斯的经济政策起到了指引作用。在苏联解体后，叶利钦（Boris Yeltsin）
一度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建立市场机制的程式语言，进而引导俄罗斯经济复苏。
然而，叶利钦推动的经济改革无疑是失败的，在市场缺乏“认知规范”情况下，大规模变卖国有资产不仅让既有微弱的市场机制丧失殆尽，更甚至，以往中央集权体制亦因为“财权”的下放而不复存在。叶利钦所推动的“休克疗法”不仅未让俄罗斯步上市场经济的途径，反倒折损了继承自前苏联时期的家底。
俄罗斯也从以往的国有经济沦为财阀统治（plutocracy）下的寡头经济。
应避免寡头掠夺人民财富然而，虽同为社会主义制度，但硬把俄罗斯经济体制同中国经济体制进行类比颇有“错把冯京当马凉”的味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上已取得举世赞誉的成就，这与俄罗斯在从无到有的基础上用“休克疗法”来建立市场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仍旧有其结构性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必须占支配地位。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形成共识，向民企开放包括电力、能源等领域，让市场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成了中共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从决议来看，中国政府将逐步就电力、电信、石油等此前长期封闭行业的经营权，并邀请民间企业参与其中；但从现实来说，能以民间企业身份受邀参股战略产业的绝非“等闲之辈”，必然是以官方色彩浓厚的“社会资本”。而这类社会企业家中，为人所熟知的包括安邦集团的吴小晖、华为任正非，以及前些日子引发国际媒体关注的华信集团主席叶简明。
在去年11月底，中共中央已正式出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并就国有资产产权保护提出明确规范。也因此，中国或能有效避免俄罗斯那样私相授受变卖国家资产的前例。但国企后退一步并不等于民企前进一步，在中国，战略产业具有极高的敏感性，此外，行业内部缺乏明确的市场机制也让有竞争力的民企很难涉入这个政商关系的“黑匣子”。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战略产业的准入门槛放宽后，中国将出现一波波身怀绝技，靠承包国企生意为生的社会企业家。但归根结底来看，中国政府推动的战略行业引进市场力量目的在盘活体制内部的死水，但让志不在提高运营绩效的企业进入战略领域，不仅不能为中国的战略资源管理效率起到提高作用，反倒可能出现更多新的监管盲点。这些都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所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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