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法和人道框架内，里昂一个由退休医生组成的团体每周义务给移民开具诊断书，用于申请避难居留。
“难民”是合法居留在法国的一种身份，申请者需要证明因不可抗的原因，譬如战争、天灾，或者政治迫害……被迫移居法国。在申请材料中，避难申请者的惨痛经历是最重要的。2016年全年，法国难民及无国籍者保护局（Ofpra）接到了8万份庇护申请，其中的1/3的申请得到批准。
在里昂八区的一栋医疗机构内，这些退休医生接待的往往是第一次申请避难居留被拒绝的人们。他们给移民开具在祖籍国期间身体受残害的证明，涉及的病痛往往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前，补充到难民申请材料中，使其更具说服力。基于细致的问诊和医疗检查，医生开出一份详尽的医疗证明。
周三2月15日，一个31岁的粗壮男子，用低沉的声音给82岁的Gérard Bendrihem医生讲述他是如何逃离刚果。开往希腊的小船遭遇海啸，同船者死了7个。从马其顿到匈牙利走了12天，沿着铁路、避开城市。然后是奥地利、德国、法国，一直到卢瓦尔地区Roanne镇。他在刚果参加了反政府运动，失败后被关进30个人一间的地牢中，“和尸体挤在一起，躺都躺不下”。
医生发现他的胫骨伤痕累累，应当是他噩梦般经历中被铁棍殴打所致；他的膝盖也是疤痕累累，大概是跪在瓶盖上的刑罚所致。Bendrihem医生记录下了这些症状，以及创伤导致的精神压力，配照片加进报告里。
拒绝理由像“文学评论”
问诊、检查、开具行政文件，这一套医疗程序下来需要支付5欧元（在法国，每次普通问诊最低价格在23欧元左右）。“交流对治疗也是有价值的”，87岁的Joseph Biot说，他是避难医疗和权利协会（Médecine et droit d’asile）主席。近30年来，里昂的这家慈善协会接待了来自75个国家的12000多名避难申请者。最近几年，在他们狭小的办公室里，每年都有600-900人前来寻求帮助。
“我们的角色是给难民身份判断提供补充材料，我们寻找客观因素，将其与申请者的个人经历一起放在报告中。我们不判断事情的真伪，有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倾听、保持客观，为政府机构对难民身份判别提供意见”，80岁的Blaise de Pury说，他退休前是妇科医生。
医生要与病人保持恰当的距离，不卷入主观情绪，不天真盲从。两个男人没有预约就敲门：“我们来做伤痕鉴定”。志愿服务的秘书向他们解释怎样预约，通过居民、协会或者律师。根据经验，医生会怀疑小混混陪同前来的移民，尤其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人。
法国加莱地区难民聚居地
“有时候难民讲述的经历会有相似之处，因为现实本身就经常是雷同的。当我们阅读拒绝避难申请的理由，我们会感觉像是在阅读文学评论，与他们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关系”， Joseph Biot抱怨说，“我理解避难审批机构人员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申请卷宗时的忧虑，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人道主义。”
人道传统过气，协会难以为继
协会所有医生都从家族历史中学习和理解到“人道主义”。Blaise de Pury的父亲曾经是牧师，“基督徒的见证”（ Témoignage chrétien）协会创始人，德国占领时期的抵抗者，1943年被捕入狱，因加入帮助犹太人逃亡的组织被以色列嘉奖为“国际义人”。Gérard Bendrihem的父亲也是医生，1944年被捕流放到Ain地区的Izieu村附近，几周之后那里躲藏的44名犹太孩子和7名庇护他们的村民均被纳粹送到集中营。
难民在帐篷外挂出条幅，反对官方清除行动
避难医疗和权利协会创建于1988年，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协会都在公立医院办公，那时里昂医疗界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现在不一样了。医院以财务为理由，不再允许协会借址。最后，在里昂八区政府的帮助下，协会在一所医疗中心得以容身。面临所有工作人员者日渐衰老，协会希望新鲜血液加入进来，以继承衣钵。
链接：难民的现实生活
“意大利警察用电击我，为了记录我的指纹。法国警察逮捕过我四次，每次都把我再运回意大利边境。”来自苏丹的青年难民Mohamed Abdallah对《世界报》记者说。面对难民潮，欧洲国家签署了冠冕堂皇的《都柏林协议》。然而在实践层面，难民常常面临非法待遇甚至虐待，从一个国家被运到另一个国家，期间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位于英法海底隧道法国一侧加莱的非法难民聚集地“丛林” ，于去年10月底被疏散清理，近万名难民被法国政府安排到各地接待中心。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将被送上“遣返”之路。猜测到政府用意的难民逐渐聚集到巴黎市区，伺机寻找去英国之路。
去年11月，政府在巴黎北站附近开设了一所难民收容中心，但位置供不需求。那时起这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难民帐篷。2月初，帐篷聚集的高架桥下被市府安置大量石块，逼迫难民搬迁。市府称置石块是为防止难民过于聚集，另外是出于安全考虑--这里很快将进行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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