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性格。就像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描绘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世俗生活绝不雷同于七月王朝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中国的1980年代正是一个无比迷人的“十年”。她不再是旧时代的灰色调，也不是象征革命的激烈的红色，而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浓烈的画卷。在今天看来，她影响了今天中国的社会走向，又残留着曾经的那些纯净与质朴，成为很多人念念不忘的记忆。
查建英：好吧，咱们已经说到九十年代来了，这时候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出来了：钱、市场、消费，这一套和八十年代比呢？
陈丹青：事情需要对比。当九十年代的性格出来后，返回去想，八十年代那种集体性、那种骚动——如果咱们不追究品质，那十年真的很有激情，很疯狂，很傻，很土——似乎又可爱起来。
——作家查建英在她那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原汁原味地记录了那些在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她的诚恳谈话，其中1982年便移居美国的陈丹青在表达批判的同时，对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精神风貌给予了这样直率的怀念。
1982年，当时的中国大门已经洞开，整个社会在经历十年文革那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后，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对未来充满渴望的人们向往着一切美好，有关财富、有关爱情、有关自由，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一种可贵的浪漫气质中。
可口可乐已经在3年前重返中国。随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富足的生活文化和发达的生产方式开始汹涌进入中国。
中国人在最初的改革开放中被激发了最原始的创造财富的冒险冲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便是以“没有规则的骚动”“被释放的精灵”来形容那个经济狂飙、创业经商高潮的。
1980年代充盈着像中国体育崛起所象征的大国梦想（图源：VCG）
彼时，共和国迎来第一次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浪潮，“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中国青年报》调查称，1984年最受欢迎的职业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排在最后的三个选项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飞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让诸多身怀绝技的知识分子胸有不平。
“下海”成为当时最热的词汇和流行的职业，执着的创业者形象红遍大江南北。
喧闹还不仅仅存在于人们对财富的浪漫想象中，上文所提到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并揭示了刚刚走出文革的那些知识青年们一开始面对精神食粮匮乏时的极度饥饿感和渴求欲，以及寻求与外界重新建立联系，并接续1949年以来的国际孤立所造成的文化断层，诞生了他们所谓的“文艺复兴”。
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德语作家的弗朗茨•卡夫卡1980年代在中国“扎根”的故事便很能说明问题。卡夫卡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中多个流派的鼻祖，虽然生前并未名显一时，但至少早在1949年前的中国已出现他的名字，而直到1980年代随着一系列文学期刊的复刊或者创刊他的名字被文学界更多的认知，才形成了“卡夫卡热”的最初盛行。
1988年中国作家曹文轩在其《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以理性的手法描述了当时崛起的中国当代文学流派譬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和先锋派一直到包含众多意识流色彩、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成分作品盛极一时的背景，并特别解析了浪漫主义回归的种种特征，譬如主观地表现生活，惯于刻画情感的流动，崇尚理想王国以及营造神秘感等等。
实际上，从当时知识分子所注力的领域看，小说、诗歌、音乐乃至西方哲学本身便凸显了这样的浪漫色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诗歌和哲学的黄金年代。而到1980年代末，当年朦胧诗派阵地《今天》的迅速衰落则从反面印证了一个浪漫色彩年代的褪色，即便说这种衰落并非可以完全归咎于其本身。若干年后，它“复生”海外，但已再难重回原来的辉煌（如果说有的话）。
这一全面渗透社会的气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并昙花一现造成了直到今天仍然或隐或现的深远影响。
2014年开始《纽约时报》开始刊载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作者为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序言部分写到，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在推动改革上，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同路人（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其实，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时代》 中也一再透露，邓小平当时一方面对改革开放焦虑地充满浪漫想象，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对这种狂飙中要求“降温”的所谓保守派论调认真对待，尤其是与之拥有并不逊色地位的陈云等人的。
朝堂之上，邓小平的追随者抑或者说，较之邓小平走得更远的人比比皆是（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否则也不会出现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摇摆和停顿，更不会出现胡耀邦、赵紫阳的垮台。
而在民间，政治空气的松动以及来自上层的主动，加之国际外部环境的刺激（所谓第三次民主浪潮），整个1980年代都贯穿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行动，他们有的自认为是五四爱国精神的延续，也有很多则认为“与西方民主国家”实现完全的、彻底的接轨乃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
《河殇》纪录片由当时众多优秀知识分子参与创作（图源：纪录片片头截图）
1988年6月18日首播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河殇》极其所引发的舆论轰动，是当时这种朝堂之上、朝野之上互动的高潮与象征。《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作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特夫的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
它的出现在之后看来过于肤浅和激进，甚至具有某些鼓动性，而当时则的确在高校激发了学生的国家责任感，同时也将高层的分歧公开化，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不久后，1989年春夏之交的局面逐渐失控……促使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幻想破灭。
当时间刚刚进入1980年代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而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终结姓资姓社的争论时，那些“小朋友”已经长大。邓小平可能是另一种考量。有篇文章这样写道，“南方讲话”后，政策上向知识分子网开一面，鼓励他们投人商业活动，即“下海”。这给知识分子一个“出口”，把他们的政治能量转化成为经济能量。知识界转向保守，他们不再扮演一种政治变革的动力，从而增加了“政治稳定”的要素，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使政治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正面、积极的因素，营造了安定发展的基本面，为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悲情的是，1980年代曾经弥漫整个社会的浪漫气质逐渐在下一个十年式微，并逐渐被一种更加功利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所代替。而这种热情直到如今仍然缺失，只在个别的人和事件中还有所残留，其本质和影响力且大受争议。
这也正是今天人们怀念1980年代的原因，这也正是今天人们陷入集体焦虑的渊薮，这也正是今天人们尤其是左派否定邓小平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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