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讨论PPI向CPI传导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试图通过此路径来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判断经济发展趋势，如下观点供大家批评、指正。
全球经济依然比较低迷，而中国的情况很特殊。最近大家经常讲“中游崛起”，而实际上中游也确实在崛起。如果我们把PPI进行分项计算，可以发现涨得最多的是采掘业，其次是原材料，再次是生产资料，之后是加工业，生活资料价格涨得相对较少。目前，越靠近上游的价格上涨越多，越接近下游则涨幅收窄，至于今后会否传导，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我们可以对PPI向CPI的传导过程建立一个价格指标体系。该体系中PPI包括两大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中，生产资料可以分为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生活资料包括了一般日用品、食品和耐用消费品；CPI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品，一类是非食品，或者可以分为服务和消费品两大类。我认为，如果传导顺畅的话，从顺序来讲消费品也应该能出现普涨的。
从去年初开始就有不少人在讲新一轮周期来临了，实际上，从那时至今原材料的价格已经持续上涨一年多了。此轮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毕竟现在经济增速仍在下行，从2011年至今GDP增速已连续六年下滑。我的理解是，虽然这几年制造业投资在减速，但基建投资在增长，即产能端在压缩，而投资端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基建投资2014年的增速是21.5%，2015-2016两年都在17%以上；制造业投资2014年增长13.5%，2015年是8.1%，去年是4.2%。如此可见，一方面对中游原材料的需求在增加，而另一方面中游的供给（投资）在压缩，这是导致中游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产能的压缩，利润也逐步开始好转，从中游的原材料到上游的采矿业，再到下游的原材料加工业，最后传导到下游的非食品类生活资料，总体而言是一个依次改善的过程。
另外，我曾经比较过中美的PPI的长期走势，发现两者在2012年出现了分叉。2012年之前，中美的PPI有非常强的相关性，粘合度几乎完全一致，当美国出现次贷危机PPI回落，中国也回落。但是，到了2012年就发生了变化，中国的PPI回落，而美国基本上还是走平的。这就意味着2012年之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爆发出来了，这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的PPI连续近四年都在负增长，现在这一轮PPI的上涨也很正常，单纯从超跌反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
在稳增长政策的拉动下，现在商品进入了一个价格上行周期，从上游采掘业开始，到原料加工业，接下来会传导到非政策性调控的生产资料行业，最终会传导到消费品领域。与之相关的就是CPI中食品和非食品的增速都在回升。今年1月，食品价格上涨了2.5%，如果说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受到春节的影响而形成的脉冲式回升，那么非食品价格的上涨更多是受到产业链价格传导的影响。这可能更具有趋势性，但是传导能否顺畅呢？这一点我不太确信，因为从数据来看，尽管名义消费增速总体上升，但实际消费增速到去年11月还是在回落的，总体来讲没有表现出非常强的走势。
再看一下PPI和CPI的分解项，会发现PPI里的生活资料和CPI里面的消费物品这两个指标在过去五六年当中基本上走平，价格没有涨，涨的就是服务价格，而服务价格的上涨斜率非常稳定，每年基本上是2.4%。所以说，上游向中游，中游向下游，肯定有一定的传导，但是传导到下游这一端就受到了最终需求的影响，因为上游跟中游都是通过政策刺激，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来增加中间需求的。下游的话需要通过刺激居民的需求，这块就有难度，因为基数很大，且要压缩产能又很难。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今年CPI肯定有所上升，但是幅度有限。
去年拉动经济增长有两大因素，一个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升，一个是基建。这样的一个超预期今年能不能持续？这不敢确认，因为去年有两个因素，一是汽车购置税的减半征收。另外一个原因是置换率的提升，就是汽车的更新换代对销量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目前来讲这种支撑作用已经到尾声，所以对今年的汽车消费并不乐观。
这是我们对于全年CPI、PPI的判断：一季度PPI仍然将处于高位，二季度起将有所缓和，2月份或形成全年高点。而随着前述价格上涨链条的推进，非食品价格继续上升将成为影响上半年CPI走势的最主要变量，预计CPI高点或形成于二季度，幅度在2.7-2.8%一线附近。二季度后工业价格与消费价格的增速均将有所回落，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PPI与CPI传导不畅背后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对投资的高度依赖，由于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导致我们货币规模的超发，最后又导致了收入的分化，这个对于商品价格跟资产价格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这两年一直占到GDP的80%以上，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0%，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在20%左右，只有中国的占比比较高，经济上行的过程中占比高问题不大。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占比这么高，经济仍然从2007年的最高点持续下滑，说明我们要为了稳增长而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另外，从中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民间投资的比重下降，从最高时候66%降到60%，政府跟国有企业的投资在大幅度增加，2016年的经济能走稳，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大幅度的增加，增加了19%，但民间投资降至3.2%。民间投资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为什么不敢投资呢？肯定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才导致投资量不足。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产生的结果大家都明白，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效率。
由于投资的大量增加，货币规模也随之膨胀，导致金融过度繁荣。金融跟地产这两个行业对GDP的贡献过大，也就是目前管理层担忧的脱实向虚问题，如银行利润要占到整个上市公司净利润的50%以上，房价也是在不断的上涨，这其实就是个货币现象。 2015年的时候中国股票交易额要占到全球股票交易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如何让经济脱虚向实，虚的部分现在已经过高了，导致高杠杆和泡沫化，如果真的脱虚向实了，会不会导致另一种极端，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样因为，巨量的货币发行后，经过反复周转，最终会落到居民的口袋里面去。我记得在30年前，即1987年的时候我们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就是笼中虎的问题，1987年的居民储蓄规模是3000亿人民币，现在到2017年1月份正好是60万亿人民币，30年中增加了200倍。1987年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担忧恶性通胀，而到居民储蓄扩张200倍后，现在却不担心恶性通胀了，就是因为大量的货币流到资产端，1987年的时候，都在商品端。这就是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商品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低，但是资产荒的问题比较严重。
货币超发是当今全球的普遍现象，美国的房价收入比大概是7到9倍左右，这几年房价收入比一直很均衡，中国大概是在20倍左右，说明我们的资产荒比别人荒得更厉害。此外，贫富差距的问题也不可回避，BCG咨询公司测算的数据是：中国200万户高净值家庭所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要占到全部可投资资产的41%，家庭户数只占到全国4亿户的的0.5%，这样的收入结构扭曲问题成为众多经济结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下滑，这些年来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寄希望于消费增速回升呢？
总体来讲，PPI向CPI的传导会不太流畅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当前面临结构性的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投资依赖—货币膨胀—收入扭曲”这一增长链长期运作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经济上行就对这个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对经济上行这一“产出”的评估，必须要考虑为此付出的代价——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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