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昆／陈伯达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秘书，他也曾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由于被认定为“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成员，陈伯达晚年被关押长达十多年，出狱后虽有家人照顾，生活亦不免窘困。这个曾经名操一时的人物，是否会逐渐被历史遗忘呢？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之一。研究他的著作和思想有助于了解中国和中共近现代发展的历程。至于一些难于理清和无关紧要的历史细节，还是由史学家去考证吧。
陈伯达自幼熟读古书，年青时身处中国民主主义思想广为传播的时期，他还曾经在苏俄学习过四年。一九三七年到达延安后，他在广泛阅读古今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和逻辑思想，写作了关于墨子，孔子和老子的哲学思想研究。陈伯达建议中共尊重孙中山历史地位，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这样的认识避免了人为割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史观。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陈伯达还发表了《评〈中国革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这些书虽然有宣传的目的，但是作者言之有据，论述严谨，文字精彩，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基础；即便今天，陈伯达的书仍然具有可读性。
一九四九年前后，陈伯达花了很多精力整理和修改毛泽东的文章，并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确定为以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为指导，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陈伯达写过一些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他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十年代，陈伯达是《毛泽东选集》的最重要的编辑之一，他还写作了《论毛泽东思想》。直到今天，毛泽东和马克思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思想还在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陈伯达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重要起草人之一。他还草拟或修改过大量的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陈伯达也是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起草人。他把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反映了他希望中国从“阶级斗争”向发展生产转变的意愿。这句话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再次被写入中共文件和教科书，为中国调整所有制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陈伯达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他同时兼任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在六十年代就认识到电子工业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今天的现实验证了他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
在“文革”中，陈伯达为了迎合毛泽东，有一些煽动性的言行。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他并没有自己动笔写过过于“左倾”的文章。不少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的人可能还记得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言行。所谓的“血统论”就是认为只有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弟才是可靠的，“出身”不好的人必定要跟中共做对。“血统论”造成社会矛盾激化，伤害了众多的普通民众。陈伯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思想和现实事例出发，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批驳。由于陈伯达当时具有一定的权威，“血统论”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陈伯达一介书生，不擅长高政治斗争，很快就在“文革”中感到力不从心，没法适应中共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共“九大”之前，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这份虽然报告被毛泽东弃而不用，被张春桥诬蔑为“为生产力论”，但是充分体现了陈伯达重视经济发展的主张。
一九七十年代后，中共莫名其妙地抓捕了陈伯达，因为他曾经官至政治局常委，又救过毛泽东的性命，所以在狱中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这样陈伯达在狱中仍然可以读书，思考和写作。陈伯达在八十年代初出狱后，虽然年事已高，他仍然保持了书生本色，除了继续研究经济学外，他还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反思。他的文章除呈送中共领导外，也散见于一些期刊上。他的角色类似于政府智库，有很多有益的建议被政府采纳。
陈伯达虽然在性格上有各种各样的弱点，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也常常身不由己，但是他著述很多，理论基础扎实，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研究内容又往往和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所以研究陈伯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往的历史和思想。时至今日，陈伯达仍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尊重，他是除毛泽东，邓小平之外对中共理论建设贡献最大的一个人。今天的社会环境也为我们研究陈伯达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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