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引发为精神病。但和精神病患者一样，作为时代病人的我们，也是现代社会对作为正常人所需正常生态的破坏结果。换句话说，大家都有病，都是时代的“产品”。
”最近，一些网络评论员频繁被“打脸”，被“打脸”的原因是，当劲爆新闻刚出来，在信息不足的前提下，抑制不住表达欲的评论员，仅仅凭借对事件的粗浅认知，就“噼里啪啦”地敲打键盘，发表一篇又一篇“雄文”。“雄文”上升到政治、经济和阶层分析的角度来展示当下底层互害的艰难处境。
不过，随着报道深入，当人们发现：肇事者患有精神疾病时，所谓的时事评论员只好捂着脸，不再说话。因为“没什么可说的”，“就一精神病嘛”，一些舆论则转向对精神病群体的攻击，比如“精神病患者就不应该生孩子”，应该“把他们关起来，不要再祸害社会”。
很多人只顾指责和批评精神病患者，没有多少人真正顾及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家人的感受。
“正常人”对社会的危害，远比精神病人多事实上，和被残害致死致伤的受害者一样，精神病患者和他的家人，同样是受害者。在人与人组成的这个社会中，即便我们不认识对方，即便我们无法做一些对精神病患者有益的事，也不应该去撕裂这种矛盾或拉大了群体的互害张力。
和农业社会的慢节奏和稳固的熟人社会不一样，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里，每个个体都有这样那样难以言说的苦痛，这也是为什么：越是工作和生活节奏快的城市，群体和阶层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越突出的原因。
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大都市里，几乎每个人都有或潜藏着精神上的疾病，比如长时间的郁闷、不可控的暴怒和短暂的抑郁等。
当然，精神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引发为精神病。但和精神病患者一样，作为患有时代病的我们，也是现代社会对作为正常人所需正常生态的破坏结果。换句话说，大家都有“病”，都是时代的“产品”。
精神病患者，究竟是怎样的群体？在过往的采访接触中，我发现，很多精神病患者并不会对这个社会造成伤害，他们封闭自我、害怕与他人交往、生性多疑，比如“谁谁要杀我了”，因而陷入极度恐惧中，甚至因此躲在家里不出门，或选择自杀——这是一种生性善良的精神病患者。
当然，不排除一些带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但这毕竟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更多的患者，选择的不是伤害他人，而是伤害自我，这包括肉体上的自残和精神上自我无意识的丑化——比如赤裸身体，当街手舞足蹈。
但当清醒过后，他们及其家人，都因此陷入无穷无尽的苦痛和烦恼之中。也因时断时续的清醒和糊涂，更多时间里，精神病患者选择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长时间自我隔离，而不愿意接触社会和他人。
当然，有部分精神病患者选择强势融入社会。这些人，一部分是生活所迫，一部分是性格使然，如比较好强的那一类，就不认为自己有精神病——这有点像酒鬼，明明喝醉了，嘴上还是不承认自己喝多。
这部分精神病患者主要是些年轻的男性，他们有身体优势，体力也不错，在陌生人的社会里，一旦和他人相处引发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像武汉火车站的“砍人事件”一样。
但我们必须承认媒体有放大功能，其持续关注和报道某起精神病患者的恶性杀人事件，确实会给大家这样的感觉：精神患者的存在和出现，是这个社会不安全的主要根源。
可事实上，我们也清醒地知道，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等很多恶性事件，“正常人”干的，远远比精神病人多得多。
精神病人不过是“情感过度敏感”的一类人精神病患者，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会臆想外界或他人在对其自身的安全，潜在威胁或威胁正在赶来。这是本体性安全缺失的表现。
所谓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
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谈到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病的人时指出，如果某个人对于他人是否对自己心怀歹意而总是处于苦闷之中，或者，某个人总是担忧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而且无法将这种事关风险的想法置诸脑后，如果他们长久地深受这类焦虑的困惑，那么“正常的”人就会把他们这类焦虑看成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类感觉与其说是非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过度敏感”的结果。
涂尔干也注意到这种现象，他在《自杀论》中提到，“对于神经病患者来说，他的神经好像暴露在体外，轻轻一触碰就会受伤；生理功能的完成通常是最静悄悄的，但是对他来说却总是最难以忍受的感觉来源。” 这些“情感过度敏感”群体，对社会和他者的刺激，很容易反弹或有过激反应。所以在火车站等一些人流密集和复杂的场所，长期面对复杂的环境，有的店主通常习惯性地表现得很凶狠的样子，并且在言语中，由于地方习俗、口头禅等因素，频繁出口“脏”人，这时，大多数人对店主们避之唯恐不及，很多店主也在自我塑造的凶狠形象中，得到些小便宜——这在我过去其他地方的采访和接触中，时常会遇到。
不过，当这种凶狠或带有地方特色的“脏”话，遇到了“情感过度敏感”的人，由于习俗、风俗不通，他者就会把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脏话，视为一种对自我的极大冒犯和羞辱，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预见的。早前，在某地采访时，我时常见到当地人称呼对方“你个贱人”、“嫖子养的”……但后来我知道，这只是地方的口头禅，没有真实的意思。
不过，城市作为多种习俗和文化的交融场域，作为一些新的外来者，如果他本身又是“情感过度敏感”者，这样的言说方式，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最近个别恶性事件就是由文化和习俗不同而引发的，但我的这种提醒，我认为是有意义的，有时，与人为善，文明用语，有着致命的重要性。因为涂尔干先生也说了“生活就是以适当方式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
“情感过度敏感”的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吉登斯认为，“正常的”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基本信任的“剂量”，减弱或磨钝了他们的存在性敏感度。或者说“他们接受了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的本体性焦虑。给他们注射疫苗的是婴儿期最初的照料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母亲。” 美国精神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也指出，如果在孩子和抚育人之间没有建立起这种基本信任，本身便是幼儿精神病可能会出现的明显征兆。
可见，在急剧流动和变迁的工业化时代里，当成千上万父母涌向城市打工时，如何为留守在家乡的孩子注射好“情感疫苗”，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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