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区分了近代史学传统与新史学，其点明思辨历史哲学与分析历史哲学即与两者对应。诚如是，“分析历史哲学”的传统源自对“思辨历史哲学”的反思。在此之前，从康德、黑格尔到汤因比都分享“思辨历史哲学”的研究思路，在他们看来，思辨历史哲学就是梳理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比如黑格尔的自由意志与汤因比的文明冲击-回应论。而在分析历史哲学看来，这类学者忽视讨论一个核心问题，即史学文献记录者的主体性，简言之，他们认为应该先搁置对宏大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和预测，而先理解史学文本本身并非纯客观的呈现，相反蕴含着历史学家的思维，因此，研究应围绕对历史学家历史思维性质展开。因此，从“思辨”向“分析”的历史哲学转变，其实就是从追求客观意义的历史规律转移到探讨主观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
思辨历史哲学思辨历史哲学的传统，沃尔什认为可归于维科，或更久远的奥古斯丁乃至《旧约全书》的某些部分，从1784年赫德尔的《哲学的人类历史观念》开始到1837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这段时期的研究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其目的在于把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全面计划的整体）。
其特征是大胆的想象。丰富的假设、一种追求同一性的热情。并不对历史证据任何直接研究，而是进行纯属哲学性质的考虑。
沃尔什讽刺，如此，则“思辨就不大容易和猜测区别开来”，且他们的著作中带有狂想式先验主义的烙印，从严肃的眼光看来是全然靠不住的。（p4）
在书中最后三章，沃尔什勾勒了思辨历史哲学的传统，他认为思辨历史哲学“本身就是属于形而上学的而不是属于认识论的。”简言之，思辨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不致力于讨论具体历史文本的写作场景，剥离史学著述本身的创作意图与时代特征，而期望探寻历史发展的种种“计划”与历史事件下的合理性。沃尔什认为黑格尔讲演录中的历史哲学，对当时的人而言已然非常熟悉了，此前，赫德尔、康德、席勒、谢林、费希特等人都曾做过贡献。在此之前，这种思辨历史哲学有如下发展历程（p124）
1、神义论：黑格尔讲演录最后一句提到“世界历史及其编年史所表现出来的全部变化着的景象，也就是精神的发展和体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神正论，是上帝在历史中的验证。”这种历史哲学事实上在《旧约》、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鲍修哀《通史论》、维科《新科学》都是延续此。
2、启蒙论：与护教的神学论对应的世俗价值，则是启蒙论。
3、文明论：抛开立场去探寻历史规律，如汤恩比。
如康德《从一个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的普遍历史观念》认为，哲学家对于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表明，不管最初的表面现象如何，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不仅是根据一种可理解的计划而前进的，且是朝着一个为道德理性所赞许的目标而向前的。康德交替使用大自然与天意，认为这二者准求一种长远的计划，其最终的结果是造福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物种。他的结论在《全集》卷八开始就写到“人具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他同时也发现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者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从而把那种病态的被迫形成的社会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这种转化在两个主要阶段实现，第一个状态包括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的过渡，所需的耐受一个自由的社会以及个人事业心的充分发挥。第二个状态就是霍布斯那种人与人之间战争局面，最终建立起一个权威的由各个国家组成的联盟。但是可以看到，康德的理论都是基于预设的条件，即“人类历史大体上可看做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因此，沃尔什批判说“他的立场是由若干先验的原则和人类行为某些广泛的概括，而不考虑历史变化的细节过程。这个计划对于历史学家不具有任何感召力。”（p133）且即使“我们知道了每一桩事件都有原因这一原则，却并不因此就知道个别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联系。”赫德尔：《哲学的人类历史观念》，他考察植物和动物的生命以阐述人类的特殊性，他认为直立姿态影响到大脑、语言、道德和宗教等能力。历史对于赫德尔所言，是两组力量交相作用的合成，即构成人类环境的外在力量和可以被描述为是人类精神（民族精神）的内在力量。为了表明历史发生的规律性，他反复申说对于任何历史局势的解答都必须求之于它所发生的环境。其次他曾经试图发现历史中的普遍目的，亦即某种为整个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要点的东西（指存在于自身潜能之内，人道，人之为人）。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以及那种随之而实现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见解中，从康德处，他接受了哲学的历史必须是关怀着比个人更大的单元。他又追随赫德尔，把这一单元等同于各个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征原则或天才。因此，历史运动所趋向的自由，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的自由，它的要求可能使个体公民感受到是由外部强加的。
孔德与实证主义：它对历史记录的考证和历史材料的积累所给予的推动，他突出地标志着19世纪历史编纂学的特色。历史学家收到实证主义要使历史成为科学这一理想的感动，要超越不科学的叙述，过渡到一种连贯的而且可以理解的叙述。
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在他看来，黑格尔所谈的“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的”，他接受联系观，但他认为我们没必要乞灵于一种民族精神的神话来解说它，而要在经济方面反映出来。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或阶段结构是怎样地相应于解决某一生产问题的需要而在演变着的，而生产问题本身则又是为该社会所具有的生产力的状态所规定的，且必须观察生产关系变化引起社会变革的必要。马克思鄙视边沁和孔德，实际上，他像孔德一样希望把历史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要从神秘和形而上学以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现象。而也像边沁一样希望实际改革。
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他之前有斯宾格勒和维科的传统，探索文明兴衰。
总而言之，思辨的历史哲学：把历史放在一个目的论的框架里来加以考察的（即认为历史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前进的）
分析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则仅仅着眼于其逻辑的内涵（即在做出历史判断时，其中所蕴含着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前提假设都是些什么）
沃尔什区分了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认为实证主义（同化论）——即要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而理想主义（自律性（区别于科学研究））——即认识历史的主观性。沃尔什批判实证主义史学，认为他们忽视了心理环节，即将历史哲学误混为自然科学并进行规律探讨。沃尔什的论点是“理解历史要求历史学家具有对于精神生活的体验。历史就是人们内心的产物。理解历史最后总要通过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即心理的环节。”（p19）
这是因为主观的因素总是无法排除的，无论是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宗教性等，对历史的理解始终“包含着根据某些原则而对证据进行判断”，换句话说，在历史理解的过程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主观的因素，或者说某种前提假设。
（p22）这是因为“历史学并非是单纯叙述一连串的事迹而已，其中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历史学家本人所做的评价在内。”（p24）由此，沃尔什批判思辨历史哲学的那种论断，即将历史看做“符合纯粹理性独立于一切经验之外而能制定出来的一种模型。”这里“模型”的意思就是指将历史视为数理逻辑而抽离出概念并建模的研究范式。
在这一领域中，最早可追溯至1874年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一书，其最早认为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就是历史学家的个人哲学见解。之后到1938年雷蒙·阿隆《历史哲学绪论》与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的问题》则开创的分析历史哲学。1951年，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则正式指出分析历史哲学。
沃尔什认为当历史学家阅读原始资料时，他的态度应当是批判性的，他必须决定是否要相信它。历史的事实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加以确认，它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被给定的。（p11）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历史哲学恰恰是对历史主义那种理性浪潮进行补救，倘若说历史主义瓦解了经典的神圣性，那么“分析历史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其中所蕴含着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尺度揭示出来。之前的历史哲学仅仅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在晚近史学考证浪潮中，客观性的科学研究瓦解了经典的价值，这很大程度源于研究者将史学视为纯客观的史料学，将史学文献“预先假设的某些哲学前提或观点”（何兆武语）予以忽视。（p4）事实上，正如何兆武所言，历史学并不是纯科学，因为历史学不可避免地总要有其“实用的或实践的背景”，而纯科学是可以不考虑实用的背景的。因此沃尔什断言“对历史学任何论述如果遗漏了历史研究的实用背景，就必定是全然荒谬的。”（按：因此，六经皆史说背后所蕴含的就是史家可随时撰述一定时代和区域的历史，以参与政治之中。所谓官师治教合一，地方志的写作意义即在于儒者参与地方治理。其实，哲学研究也是如此，任何哲学论述都包含着思想者具体的言说场景，其最先解决的是自己环境中的问题，因此，惟有逆察这种论说意图，才能全面呈现哲学话语的意涵，而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任何一种历史叙述或解说，不可避免地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前提假设出发的，而且这个（或这些）前提假设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可以从史实之中得出来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发现并研究历史叙述或历史解说——历史学——的前提和假设都是些什么。”（p5）
（按：如果说历史学有着哲学假设，那么也可以说哲学话语有着历史的语境和基础。因此，这句话倘若将“哲学”与“历史”对换也可成立，即：任何一种哲学叙述，都不可避免有着历史前提，这些历史前提与语境并非自然而然可在哲学诠释中看到。思想史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并研究哲学叙述的前提和假设。 倘若说历史学已意识到历史创作的主体性，而哲学界却仍沉浸在假设历代哲学家均对永恒问题发出思考，并未从哲学名相论说者本身的问题场域进行探究，倘若说分析历史哲学是将哲学引入史学，那么是否可将史学引入哲学，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呢？ ）
沃尔什认为历史学自然不是科学，他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历史学不是科学数据可以建构模型并进行规律总结。他认为历史学“是不会得出一系列明显可见的概括的”。并且科学一开始就致力于探寻规范的可重复运用的定理为目的，但历史学要求学者的目的在于先解释具体的案例。（如他说“历史学家首先是关怀着过去所个别地发生的事，而科学家的目的则是要总结出普遍规律”（p37））“历史学家念念不忘的并不是普遍性，而是个别事件的精确过程。与科学家不同，他并不总是被引向超出这些事件之外而去考虑他们所表明的那些普遍原则。”并且，沃尔什认为科学程序具有“开放性”，譬如物理学家总结有关运动体的行为的规律可以运用到任何满足、已经满足或将会满足该术语的定义的事物上。但历史学所讨论的，却总是指向一个“封闭”类，“只是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域实际上生存过的一切具体的人。”（p34）
（按：正如哲学研究，其对于普遍原则推演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域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才激发了学者对之进行思考。分析历史哲学要求对具体历史事件叙述进行分析放弃对宏达规律的探寻，而思想史也同样要求应将哲学表述置于学者的具体行事中逆察其原始意图。）
当研究者自认为自己总结出历史秩序运行规则时，只需对比自然科学定律，便能意识到这类历史学家所总结的原则的可笑。沃尔什举物理学为例，说道：“物理学思维的主要前提假设，就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持有的；而对物理学问题科学地流行思想，也就是按照它们去进行思想。而无论如何，这就是使得物理学的结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那些东西之一；这些结论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都并不有赖于达到结论的那些人的个人的气质或私下的感觉，而是靠从中做出完全的抽象结论这样一种过程而达到的。”（p97）
相比之下，可以说物理学定律称为学科体系内共享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规则，所有的物理学家可以在这种规则的基础上展开持续地推论，只要满足规范的运算程序，就能推演出毋庸置疑的真理。而历史学领域，即使是相对较数据分析的经济史，也难以使其结论称为学界公认的基本资源，更毋庸论述那些泛泛而谈的朝代更迭规律、思想流变理路、政治运行准则。总而言之，在分析历史哲学看来，这种沉浸于探寻宏大历史变衍规律的学术与对人类发展的预测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无意义的。
那么在历史学放弃了探寻规律，那么历史学的功用又在何处呢？我想，在分析历史哲学眼中，不肖去做过多的推演，只需清晰明白地呈现出历代历史编纂者的思想，客观看待历史学者的主观意图，其实便已经彰显了史学的价值。可以说，史学的价值就是在古今对比中呈现的，而非梳理一种对历史大势的预测才称之为意义。所以说与其固执地剑走偏锋坚持一种特定的历史规律，并蒐括史料欲全其说，不如在历史书写的变动中呈现种种记载的差异性。例如沃尔什说道“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的时候，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于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任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由此看来，历史思维中就有着一种主观成分在起作用。”（p99）
（按：而实际上，春秋与三传的记载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与其执着于谁得孔子真传，不如将其理解为不同的政治派别针对不同的具体地域内部形势所展开的叙述。其实，这正是思想史研究的深意所在，即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思想的形成，而非将思想视为对永恒问题的思辨。因此，不难看到，沃尔什也强调“每一部历史书都是根据某种观点写出来的，并且是只能根据那种观点才有意义。取消了一切观点，那么你就没有留下来任何可以理解的东西了。”）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由此发现，思辨历史哲学欲梳理历史构建文明的预测，其前提自然是放弃了那种历史考据学的传统，而任意地征引史料弥合个人的推演。而这背后便是对之前史学文本的去价值化与史料化。这类弊病无需多举，那种在马克思五阶段论中删削拼凑不存在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就是明证。原有的正史记载成为零碎地史料，仅供切割来满足个人的推理。沃尔什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与唯物史观展开批判，“当提出这种综合性理论的人们自命是从事实中得出理论来的时候，它们却对他们的理论赋予了要比单单是经验的假说所应有的更多的信心。他们甚至于在证据不利的时候，也准备支持他们的理论，并赋予了它们与其说是假说还不如说是启示的真理的那种地位。”（p105）但是，尽管当今的学术圈都标榜自己早已摆脱马克思主义，但是倘若我们核以沃尔什对思辨历史哲学批判的标准，究竟有多少学者尚沉浸其中，这仍是值得我们时时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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