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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选择与担当:收视率与香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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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刚结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和投票人数都远较上届为低,由於参与政治(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与透过参与能够在政治上起什麼作用(political efficacy)有密切关係,今次选举固然反映了香港人对立法会议员作为改革使者(change agent)的角色已经不再抱存幻想,但另一方面亦暴露出本地传媒为刺激收视及将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不惜将民主(democracy)贬值成「笨主」(dumbocracy)的危险倾向。

立法会是香港最重要的政治选举,再加上今届五十三张名单争夺三十个直选议席,选情空前激烈,自然成为本地媒体重点报道的对象。可是,从处理这宗新闻的种种操作和手法可见,在这个新闻的生產与包装越来越商业化、新闻与娱乐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的年代,媒体特别是电子传播机构似乎更善於强化处理小道新闻,并将之设计成有轰动效应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但面对与公眾利益有关的新闻事件(news event),却反而表现得进退失据,甚至完全不靠谱。

香港八大电子传媒製作的立法会选举节目,不管是叫作《直选论坛》还是更老实一点的《直选擂台》,首要任务不是要帮助选民在充分考虑过候选人所代表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理念、表现、能力和识见之后,作出明智的决定(informed choices);而是要做一个「精采的节目」(电视人的惯用语是「good show」)给电视机前的观眾欣赏。

与其说这些是选举节目,倒不如说是另类的「真人秀」(reality show):跟《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和《生还者》(Survivors)的参赛者一样,可怜的立法会候选人就像角斗士一样在场内互相廝杀。互揭疮疤(mud- slinging)既是这个游戏的名称,也是它的规则。

这恰恰反映了传媒,一如公信力和中立性最近备受质疑的民意调查机构,自有其秘而不宣的意图与议程(hidden agenda)。倘若我们仍然相信它们所代表和追求的是超越一切的所谓大眾或整体利益,则未免太天真了。这既不是什麼真知灼见,也不是犬儒主义,只是政治常识而已。早在一九零八年,记者出身的美国学者本特利(A.F. Bentley)已经在其代表作《政府过程:社会压力研究》(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中提出「政府过程」这概念。「政府过程」指以政府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决策和决策的施行。

本特利认为,所谓政治,说穿了,就是指利益团体的活动和操作怎样左右,甚至主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故此政治必然涉及交易、游说和利益输送。所有政客和政党都是利益团体发挥影响力和產生作用的工具,而只有利益团体才可以构成重要的政治势力,市民要影响政府的政策,就别无选择地必须参与成为这些利益团体的成员。

根据本特利的分析,利益团体可分为两大类: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那些「组织团体」(organization group),以及那些像环保组织、志愿团体和智库的声称代表公眾利益或为正义发声的「议政团体」(discussion group)。从这个角度而言,新闻及传播机构作为议政团体不仅不是「高於政治」(above politics),而只是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

於是一味追求收视率与娱乐价值的传媒,与渴望政坛像电视剧一样忠奸分明的受眾,将选举资讯的传播与接收变成了一个「垃圾入、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废物处理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整个社会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机制,位於娱乐活动和资讯传送的中心,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驱动者和政治现实的詮释者与调解者。

如果它只懂得製造「good show」,而将选举庸俗化和娱乐化,便不仅败坏品味、痴钝感觉,更混淆视听、削弱判断。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话说,这样的传媒是把「啟蒙的可能」变成了「野蛮化的可能」,使大眾成为一群愚民。

林沛理,《瞄》(Muse)杂誌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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