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3日开始，中国进入常规而又十分重要的“两会时间”。2017年的中国两会，是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确立为中共全党核心之后的第一届两会，也是他第一任期内的最后一次两会。两会中的主角之一——政协的角色变化也颇受瞩目。
在过去两年，中国31个省级政协主席已经全部退出省委常委，实现了政协主席的专职化，皆由中共正部级的官员担任。地方“四号人物”——政协主席权力的变化，被认为是政协改革标志性转折。
当然，政协主席的专职化并非孤立事件，是以政协改革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制度改革的一环。而协商民主制度改革，是庞大的政治改革的一支。国家权力监察体系的改革，让人大——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有了强化的趋势和可能，中国式的权力制约、协商民主的格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政协重新回归
根据中国宪法，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是实现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最主要机构和统战组织，几乎囊括了中国整个精英阶层。
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政协被认为仅仅成为装扮中共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外衣。这是“政治花瓶”的由来。
“政治花瓶”的说法，有一定历史客观性，但也忽略了政协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在中共重要的历史阶段，政协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政协被认为是“政治花瓶”
(图源：Reuters/VCG)
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协无论是在地方还是中央，政协主席通常是同级党委常委。官方的说法是“党对统战工作的重视，便于党对统战的直接领导”，“政协的地位提高，更能发挥作用”。
不过，“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权力结构，某种程度上让政协失去独立性。根据宪法规定，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地方政协主席退出常委，被认为是政协去行政化的关键一步，让政协逐渐回归建国初的本色，参政议政成为工作的“新常态”。
有学者指出，让地方政协主席退出常委决策层，显示中共试图改革党委包揽一切的管制体制，建立更加规范的协商政治制度。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路杰认为，党委和政协分别发挥不同职能，而政协主席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能够使政协更加自由地建言献策，而党委也可以更好地发挥决断的功能。
另外，中共内部不时存在着封建和保守思维，让开放讨论的环境在党内形成并不那么容易获得，用政协能够更好避免不必要的党内争论。
习的“政改心思”
其实，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政协均在中共政治改革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从政协发端，在中共建政之初，政协充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和国旗、国歌、国徽等，都由政协通过。当时通过的《共同纲领》，更是成为中国的临时宪法。
邓小平时代，也是以政协为突破口，邓从担任政协主席的职务开始，以具有党内及全民协商性质的大讨论，破除了对毛式意识形态的迷信，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推动了政协性质和作用载入宪法。
江泽民时期，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制度被确认为“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宪法；胡锦涛时期，中共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强化政协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作用。
承接了毛邓的习，与前两任的“萧规曹随”不同，他“借船出海”，以政协改革为起点，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步骤。由习“操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首次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并将之上升为制度形式。
习上位主政后，对政协改革的集中讨论至少有过三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其中有关协商民主的内容，被认为是习指导性文件。《决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2014年政协成立65周年讲话，是习对政协作用的明确指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其中关键性的表述。“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表明他建设以政治协商为代表的中式民主的态度。
2015年2月9日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被认为是明确的建设指导。后来中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的实施意见》则从实施层面进行了技术性要求。
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协民主制度化可能代表了政改的方向，即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制度。
“政改”与领导权
中共“一党专政”的现实要求，和希望建设民主中国的政党理想，存在着某种表象层面的冲突，用政协的模式来实现认识的“过渡”，会更有效。因此，政协改革是政改很重要的部分。
一般说到政改，人们会想到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温家宝是第一位在任内不断强调政改的中国总理。不过，温家宝的政改主张脱离中国的现实。一方面，他经常提到带有明显西方价值观的内容；另一方面，他的政改多是一些大而空的概念，缺乏现实操作性。
对于政改，西方价值观取向的人，还会想到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不过，习近平已经清晰地告诉人们：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划清了与之的界限。
过去多年，中共更是把政改收窄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习的“政改”。
习近平的“政改”，发端于政协和统战改革，指向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终极目的，是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曾以“四个面对”归纳协商民主改革的背景和必要性——“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面对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的新变化，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面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
这“四个面对”，都是政治变化，承认了社会转型所呈现的多种社会价值认识，甚至直接提出了来自于对“道路”的挑战，反映了中共属意与这些不同的政治体制（所谓“发展道路”）进行“竞争”和“博弈”。
对于这种“面对”的陈述，很好说明习近平政府勇于直面问题，从历史和政治现实审视中共和中国所面对的政治环境。这种讨论有别于以往通过行政结构调整来面对政治压力，它开启了政治制度和理论自身的考察和反思，是全面推进政治改革的集结号。
中共一再强调，中国决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专制主义的老路。可见，在政改过程中，中共既不会放弃领导权，也不想再陷入一党独断的极端，它可以说是向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回归，更是趋向掌握科学的民主思想和超越马克思哲学批判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思，向中共特有的社会主义认识回归，向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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