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莫过于新的扣帽子工程，也就是指定“全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话题。
这是一场政治势力的角逐，也是一次计划经济的大复苏。正因为曾经依靠半自由经济取得一定积累，才有今天实施计划经济的本钱。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报告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的主要城市分布格局相较计划经济时代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甚至与改革开放之初“设计师”指定的城市也有大量的不同。能够发展得好的，往往不是那些钦定的城市，而是那些有自由发展意志的城市。这主要得益于相对自由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也令中国受益良多。不过，中共当局显然对自由并不感兴趣，相反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益，元老们所在的计划经济型城市始终不满足于日暮西山的现状，而是企图通过再次“指定”，打破自由竞争的格局，恢复特殊地位，以永远获得万年投资。
7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东三省是中共最倚重的地区之一，如今却是大陆经济负增长的最大地区。在2016年全国各城市GDP排名中，辽宁省会沈阳名列第22位，GDP6712亿元，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名列第29位，吉林省会长春名列第30位，后两市仅在6000亿元以下水平。三省中排名最高的城市为大连，以8150亿元位列第17位。但GDP并不能表现一个地区真正的经济水平，因为还须将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如此一来，三省实际靠财政返还、转移支付获得的财政补助，高于其上缴中央的财政。据2006年统计东三省净上缴中央财政为-15.61亿，财政实际已入不敷出。除了靠中央调拨来自其他省份的转移支付，这些省也采取了大量印发债券的方式举债。如截止2015年底，有四省债务率超过100%，分别为辽宁、贵州、湖南、内蒙古。过分依靠国有企业，以致形成了投资依赖症，反而成为上述地区最大的负担。而2017年1月份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求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承认2011-2014年经济数据造假，则为当地官员长期制造伪政绩揭开了冰山一角。东北在中国政坛有传统的影响力，以计划经济思维，获得中共的一两个名额不令人意外。
计划经济时代，中共倚重的最重要地区之二是四川，其代表是今天的成都和重庆。两个地区一直得益于邓小平、原中共多名建国元帅、杨尚昆、李鹏等人的庇荫。虽然没有投资回报率，但历年中共在此投资巨大。2016年重庆GDP17558.76亿元，成都12170.23亿元，分列第六和第八名，排名似乎很看好，但统计的结果却令人震惊。据2006年统计，当年四川净上缴中央财政为-170.33亿元，为全国垫底省份；重庆为-62.38亿元，仅一市就享受了重大的财政拨款。2006年，重庆GDP348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452亿元；2007年GDP348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3161亿元・・・・・・其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从2006年的70%，一直上涨到2010年的88%。在这几年时间里，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升幅高达119%，而GDP升幅却不过70%，上万亿投资是亏空的。此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依然攀升，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例88%，2014年为93%，到了2015年，重庆的GDP是15719亿元，但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5480亿元，已经达到98.4%。换言之，重庆的经济完全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支撑，也就是投多少钱下去，就获得多少面额上的“增长”，这看起来不像在发展经济，而更像把钱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成都在这一方面也不遑多让，2009年固投率90%，2010年76.7%，2013年71.4%，比率也远高国内许多城市的水平。当然这些投资的钱并非上天所赐，而是依靠来自中央调拨他省的大量的转移支付，以及依靠发行地方债券达成的。在2013年，重庆的负债已经达到当年财政收入的4.35倍，相当于全市白干4年多才能偿还这笔债务。虽说中共首脑一直扬言谁举债谁承担，但地方债到了无法偿还的地步，往往是中央一笔勾销，央行印发钞票稀释给全民承担，当然这需要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但鉴于中央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多来自老四川，做到这一步“并不难”。
在有争议城市中，还有郑州、武汉这类城市。2006年，河南净上缴中央财政为-77.14亿元，湖北为-46.34亿元，同样是负上缴省份。武汉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属于较高范畴。2010年68%，2011年65.5%，2012年62.9%，2013年66.3%，2014年70%，2015年71%，总体逐年递增。并且，武汉的GDP每年都呈现一些有趣的整数值，2011年超过6500亿元，2012年超过8000亿元（8003.82亿元），2013年超过9000亿元（9051亿元），2014年破万亿元（10060亿元），未知是否是巧合。而郑州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例68.2%，2011年61.1%，2012年66.2%，2013年72.7%，2014年79.0%，2015年87.1%，同样是高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城市。这些省会城市，似乎都找到拉抬GDP的良方，即向中央要转移支付，或者发行地方债券投入固定资产。以上这类城市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则证明中共的“国家中心”或者“全球中心”并不是和经济发展能力相匹配的，更多的只能以区位来解释，或者依靠政治人物因素来决定。否则像苏州、无锡、佛山这类具备更强的自由经济发展能力、以及更强大辐射能力的城市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在争议城市中，还出现一个名列末尾的小城市----厦门。厦门的GDP在2016年仅有3784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49名，排在所有竞争城市的最后一名，在所有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特区里面也是倒数，其要走出省内都不可能。厦门的GDP在福建省内还不如省会福州的6197.77亿元，更不如位列全国第23位的泉州6646.63亿元。论对台贸易优势，整个东南沿海都有对台贸易区；论对台亲缘关系，厦门又不如隔壁泉州正宗和人数多。在宣传上，厦门虽然在各个行业（如电子、机械）都想成为“亚洲”或者“中国”的龙头，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各大企业终倒闭。在2006年到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厦门房地产投资高达39%，是重度依赖房地产的城市。从2004年到2015年福建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来看，厦门从最低时的30%增加到66%左右，福州从30%增加到近年的83%，泉州则从20%只增加到近年的45%左右。虽然固投比例福建总体低于全国水平，但内部又有差别，即福建的发展是依靠贡献型城市如泉州，去支撑享受转移支付的城市如福州、厦门的。厦门的辐射作用无从谈起，相反还成为阻碍其他地区发展的因素。但鉴于厦门在国家发改委有较好关系，至少获得区域级地位有一定背景基础。
由上述可见，中共版的全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城市，是一次政治分封过程，这将涉及到未来数兆亿中国财税的分配方向，这也是中共计划经济后台们必须要把握在手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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