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曾任张高丽副秘书长、天津市市委办公厅主任的成其圣由于服用大量安眠药而送医抢救。政论记者的生存环境引人关注，这里有另外的张高丽报道：
一篇“急就章”的背后：张高丽书记在山东
来源：青年记者
独自进京担负全国人代会的文字报道工作，我已经轻车熟路，心中毫不紧张----这是我在今年3月6日晚8点之前的想法。
今年3月6日上午，像往年一样，山东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山东省的老书记吴官正前来与山东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将发表重要讲话。我像往年一样，随团来到大会堂，聆听吴官正书记的讲话，并写成消息稿件。午饭过后，稿件就审定完毕。这次报道任务就此圆满结束。
晚上8点30分左右，我正在房间里电脑前忙着写“两会聚焦”稿件，电话响了，山东省委副秘书长孙建功在电话里焦急地告诉我：有个紧急任务，要赶紧写一篇吴官正书记参加山东团审议的侧记，字数要在1500字以上，张高丽书记要审稿。
我匆忙赶到孙建功副秘书长的房间。原来，今天下午，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高丽看到了3月6日的《江西日报》，上面有一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3月5日下午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的侧记。张高丽书记指示：《大众日报》和省电台明天也要发吴官正书记参加审议的侧记。
写一篇侧记，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一是时间紧迫；二是没有任何准备，因为这在过去是从没有过的。
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也根本不需要说什么，再大的困难也只能自己克服，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多年的时政记者生涯，我对此已经了如指掌。听完孙建功副秘书长的话后，我立即答道：“我马上回房间写。”孙建功接口道：“别下楼了，就在这里写吧。”
我和山东省电台的年轻记者吴光宇赶紧打开录音机，仔细听今天上午的现场录音。一边听，一边把吴官正书记与代表说的话和他在听代表发言时的插话打到电脑上，当即确定以这几次对话和插话为侧记重点。
吴官正书记的话并不很多，一会儿就打进了电脑，而代表的发言却很长，有的还听不清楚。我当即下楼去找发言的代表索要发言稿，几个人均告诉我：已经被大会的工作人员拿走了。我连续敲开了6个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的房门，却一无所获。我立即意识到：靠自己这样乱找，时间来不及。我敲开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瑞林的房门，请他帮助我查找。我与赵瑞林等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平时结下的友谊派上了用场。正在忙碌的赵瑞林立即放下手头活，逐个打电话询问，终于找到了六份发言稿。
我一边阅读代表的发言稿，一边打成腹稿，然后口述出来，由吴光宇打到电脑上，插到合适的位置。10点多，稿件的框架形成了。
我们又一起回忆每个时段吴官正书记和有关代表的表情，充实到文章中。11时许，初稿出来了，一边交给孙建功副秘书长审阅，我一边继续修改、润色。还没有改完，张高丽书记就走进了我们的房间，微笑着询问：稿件怎么样了？我们匆忙改完后打印出来，由孙建功副秘书长送到张高丽书记的房间。
我的心忐忑不安，一边在电脑上看着稿件，一边急促地抽着烟----这是一篇急就章，张书记能满意吗？
11时30分许，张高丽书记拿着稿件，笑着走进来说道：我看写得很好啊。他指着站在面前的我和吴光宇继续笑着说：难为你们两个了，你们写得很好呀。这么短的时间，还写得这么好，挺能干啊。好！好！
我赶紧说道：“张书记，写得不大好。请您提提修改意见。”张高丽书记继续笑着说，我看不用修改了。就是这个提法，是叫老书记还是叫吴书记，还是叫官正书记？孙建功副秘书长接口道：“您叫官正书记好，代表叫吴书记好。”我立即附和：“还是叫吴书记好。”张高丽书记点点头，又笑着对我和吴光宇说：你们俩辛苦了。
我们送走张高丽书记后，立即将文章中的一处“老书记”改成“吴书记”。我对孙建功说：“秘书长，你再改改？”孙建功副秘书长笑着说：“书记都表扬你了，不用改了。打印一份，我签字。传给你们总编室，王敏秘书长要看。老姜，走，我请你们喝酒。”我说，“我还得回房间传电子稿，不喝了。”孙建功副秘书长说：“要喝，我得请请你。”我赶紧到宾馆一楼商务中心传回稿件，又跑回房间传回电子稿，打通总编室的电话，确认均已收到后才来到宾馆大厅，这时孙建功副秘书长等人已经等候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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