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7日上午，新任中国财政部长肖捷在第12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召开记者会，这也是肖捷首次以财政部长身份接受媒体询问。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民间投资意愿持续衰退，在新的增长模式尚未明确，旧的增长模式效率逐渐递减之际，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成为各界关注的重心。
在经济缺乏增长动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做出了扩大财政支出拉动内需的决定。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表示将加大财政赤字至3%区间；此外，为有效利用充裕的社会资本，中国政府也以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形式引导资金进入公共设施。但，截至目前为止，PPP仍旧未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PPP雷声大雨点小的质疑。
所谓PPP是指政府与民间透过签订契约从事基础设施投资。以往，基础设施因为具有投资周期长、非盈利事业、低获利预期等特色，因此成为民间资本禁区。然而，在低利率时代，民间资本过剩投资标的不足的情况时有所闻，以往不为民间资本所热衷的基础设施也成为资本涌入的标的。PPP模式恰好为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渠道。
中国新财长将PPP视作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宝（图源：VCG）
具有中国特色的PPP
PPP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英国，在当时的情境下，商业联盟通过设立信托公司来向商业性道路、港口修缮项目提供融资，在项目完成后则以收取“特许经营费”的形式回收资本。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英美等国强势回归，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在宏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调控举措，主张通过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形式恢复市场的调节功能，借以提高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带动经济增长，PPP的形式与功能转趋完整。
而在中国，首次PPP是出现在1985年，当时由香港商人在深圳以BOT模式在沙角投资电站项目。依照当时合约，在特许运营15年后，电厂将移交给当地政府。而在1999年8月，沙角B电厂已正式移交当地政府，这也是中国首次完成程序复杂的“设计、建设、融资、运营”模式PPP案例。
到了2002年，中共16大上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这番表述也为PPP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具体基础。由于适逢中国城市化建设高峰时期，主要城市间因此掀起了PPP浪潮。此外，受到SARS疫情冲击，在民间投资意愿疲乏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以扩大公共建设之名出台了一批PPP项目，其中以地铁、污水处理设施、燃气管道、路桥等项目为主要投资标的。
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市场资金泛滥也打破了先前政府同企业间的生态平衡。不少早先已签约的PPP项目也遭到地方政府片面变更合约，自此，以民资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抱持审慎态度。
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积极“开闸放水”的举措导致货币供给过剩；此外，地方融资平台的完善也让具有官方色彩的社会资本取代以往的民资、外资成为PPP市场的主体。而这种以地方城投企业、融资平台为主体从事公共设施投资的模式也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PPP模式。
中国的PPP仍有极大发展空间
在中国经济持续放缓情况下，为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提出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然而，在中共中央严控地方财政情况下，地方政府充沛的结余款项便成为中南海眼中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工具。
近期，中国政府积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而扩大的供给端也从以往的“铁公基”升级为适应城镇化需求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开启了PPP规模扩大的新契机。
然而，在国家发改委积极为PPP项目立项之际，却出现了PPP项目叫好不叫座的问题。首先，PPP项目具有投资、回收周期长、前期投资数额庞大等特质，在招投标信息透明度不高且相关法规尚未完备的情况下，外资、民资的意愿因此受到影响。
此外，PPP的项目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当前相关中介体制尚未完善之际，如果前期准备、论证都不充分的情况下，项目的可持续性将遭遇诸多挑战。再则，回报机制、市场规范制度、法律环境尚未完备，保险成本过高以及引导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都阻碍了社会资本投入PPP项目的意愿。
可以说，PPP的发展符合资本环境运营的潮流，然而，在当前相关配套设施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资本都采取观望态势，这也让政府亟欲推动PPP却显得窒碍难行。也因此，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亟需同企业间就投资环境规范、完善法律制度形成共识。唯有如此，中国过剩的结余社会资金才能真正有序地进入投资洼地寻求可预期的报酬，并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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