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是重庆上游的第一座城市，我在那里出生，却不是那里的人。
那座江城古名“江阳”，按如今的行政区划称为“泸州”。而我出生的小镇叫做“蓝田”，曾为长江上游一大水陆码头、机场和商埠，川黔古道上的驿站，长江三十六个码头之一。这里还曾是国民政府的西南运输处，二战时的驼峰航线、川滇缅公路经由这里转运物资至陪都重庆。四川盐运总局、轮船运输公司、滇铜黔铅进京等等都因水而兴，门前的大江一直通往上海，从海上可去英国美国，多少人从这里上船弃乡、远渡重洋。
蓝田金鸡渡大码头，曾为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本文均为 丁海笑 摄影
而今你仍能寻到清末民初的老街古坊，临街而立的石牌坊、四合院、灰砖土墙，青石板大路依旧如故，路名与巷称千年未变，关于地名的轶事可信度颇高。古纤道上走纳溪，下到重庆，川江号子的歌谣从这里开始唱到上海……我第一次听到那种音乐的时候便被震撼住了，感觉像是中国最早的即兴说唱。
旧时从城区渡口至蓝田，涨水时渡船要被冲向下游三百余米，在蓝田坝下坝尽头处的金鸡渡回水沱中“杀沱”，杀不进沱，就要被湍急的江水冲到东岩下的豆腐石才能着岸。我已然不明白这些土话的具体含义，旧的方言在消失，但新的还没有形成。小时候的我甚至搞不清楚泸州的“州”究竟是州还是洲，大人们也时常混淆，许多媒体报刊也就将错就错了。
江城的地标是一座建于1928年的哥特式建筑——钟鼓楼。在日军未炸毁它之前，楼上四面安放着德国西门子自鸣钟，复原后又在“文革”武斗中被烧过一次，不过“天生重庆，铁打泸州”，钟鼓楼如今依然屹立在“江城”（此处江城为真实的地名）。
江对岸“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依然傲立，船从日暮中破江而出，在水雾迷蒙的江面上显得窈窕。江上渔船已不多，一辆辆渡轮公交变作了一座座吊桥。老城上锈迹斑斑的“长江机械厂”厂牌竟然还是繁体字，原来，除了耸立的电梯公寓、购物中心外，一切都没变。
蓝田码头
但这些都不是我的童年记忆。以上描述只能用于描述“地方”，而我生活的是另一个平行空间——“气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家乡，而我的家乡却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始于1956年，随后它的名称一直在变，我的家乡也一直在变，变到我已经搞不清楚它到底叫啥了。气矿拥有自己的地盘、独立的《地方志》以及6位编码的内部电话，在过去它甚至有独立的行政系统、公安、电视台、医院和大中小学，可谓神秘的小王国，许多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过脱离这个企业。
气矿与地方对立由来已久，这个外来的邻居、“飞地”逐渐地形成了与本地方的隔阂，最极端的冲突是在“文革”时期，以石油兵团为主的红联站与以地方势力为主的红旗派爆发过三次大规模的“武斗”，死亡人数上千 ，被称为“文革”最惨烈的武斗事件之一。我问过许多过来人关于“武斗”的真实情况，每一个人对历史的追忆都略微不同，但唯一不会篡改的，是那些战役的惨烈。
如果你翻开地图，会发现江城和重庆的地形构造几乎一样，都是两江之间的半岛，形状像一艘“航空母舰”。红旗派盘踞半岛上的忠山，红联站则在在两江之畔，形成合围。两派双方互指对方为“麻匪”、“保皇党”，自己是正宗的“左派”。那是一场血腥的战争，战斗的规模从最初钢钎大刀的肉搏，到后来动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最后甚至动用坦克、装甲车、迫击炮、炮舰，调集军队武装进行水战、陆战，相互缠斗。更为荒诞的是，峨眉电影制片厂应邀拍摄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
因修建“国窖大桥”而被拆迁的老楼，虽是普通居民楼，里面却别有洞天，有家庭照相馆、裁缝店、餐馆、商铺，甚至有情趣用品店
战后两派为牺牲的烈士们开追悼会、追功，甚至在忠山与大龙山两处分立两座烈士陵园，树立英雄纪念碑，掩埋烈士的骨灰。这些死亡名单上有男有女，有职工，也有高中生，多数无名无姓。最后，英雄纪念碑被相继拆除，墓园被毁，成为乱坟岗。荒诞的战争被人们迅速地遗忘，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写的那样，百年一晃而过，那些纷繁的斗争过后，连自己的子孙都不相信了。
我的爷爷病死于那场劫难中。他不仅是一个外来者，还是气矿里的一个小领导。所以他被批斗，被要挟、利用，跟过红联站，也跟过红旗派。病重的时候他还扛着一挺重机枪，抛下妻儿坚守在所谓的前线：护国镇大洲驿——1916年护国战争时，蔡锷、朱德曾在此大败袁世凯的军队，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蔡锷挥毫提写“护国岩”，刻于永宁河边。蜿蜒的永宁河两岸一派亚热带景致，发于云南四川交界，从护国流过，注入长江。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爷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肝炎引起肝硬化，导致吐血，在医院住了段时间，刚好转又扛着重机枪前往大洲驿，再次吐血，那里没有像样的医院，几天后送往市区的红十字医院 。第三次住进医专，人已经不行了，手术后伤口无法愈合，腹积水往外溢出，无法说出话来，临终前一晚他不断的发出低沉的“呵”声，把医院里值班的人员都吓到了。
爷爷走的时候是没有瞑目的，十二岁的父亲用小手将他的眼睛合上。人们用滑竿将他抬到小关门码头，坐汽车轮渡至蓝田，转到单位安装井架的平板车上，回到家附近的墓地安葬——这里埋葬的都是气矿职工。他是个老战士，四处漂泊后葬身泸州，连他的墓碑上，也永远地刻上了他的那个单位的名称——虽然名称已然变化了数次，如一具空壳，失去了它的意义。
许多人都会思念自己的故乡——草木葱翠、日暮乡关，而与其追忆我所谓的“故乡”，倒不如遗忘和逃离更加真实。
蓝田老集体居民楼，造型独特的连体建筑
读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就是像在形容我家：“窗边上摆着旧沙拉罐子里栽种的小葱和载在花盆里的芦荟。”虽然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来的筒子楼外，我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任何苏维埃时期的痕迹了，但当我读到这段时还是感到颇为惊讶。当然，这只是作者对于“室内盆栽植物”的比喻罢了。
也许我还能继续在苏俄作家那里找到共鸣，但如果要将故乡的风景讲述给其他人听，也许引用本土诗人恒华的诗歌更为恰当一些，他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也是所谓的“单位上的人”，再没有谁能如此贴切地共享我童年的回忆了——
“上游的渡船，才把黑夜
渡过对岸，又把黎明的白雾运回”
又说：
“我溯河而上
便看见那
飞流而来的竹排
也像山鹰”
蓝田老集体居民楼大院，人们在坝子里晒太阳
诗人总归是诗人，那条江如果总是像诗歌中那么温柔就好了。
家乡会形成写作者作品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许多写作者都患有“怀乡病”，乡愁使得他们对家乡过于美化，以掩饰他们的某种自卑感。
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长江边上，记得每年夏天发大洪水，水淹到了床沿，父亲便将我放进一个塑料盆里，我就坐在那盆里漂啊漂啊，好像永远也泊不到岸。
可惜，时代变了，“知识分子贫困到颜面尽失”，恒华的命运是死亡，他走的时候连住院的医药费都成问题。
背“背篼”的菜农
诗人之死不单要责怪眼前这个时代，也在于诗人本身。当美国的诗人手捧《诗人管理学》（Poet Management），去研究如何去经营这项事业的时候，我们诗人的出路似乎只有向体制靠拢，或者说还当它是一项淡漠名利后的业余消遣。人们还没有普遍形成为知识创作付费的意识，认为买房子花钱理所当然，买书、请诗人作诗、艺术创作则是一顿饭能够解决的事情，那吃了上顿还有下顿呢？无恒产则无恒思。
我的舅舅是这里一所大学的教授，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教授对读书已经彻底绝望，认为无论是教育还是工作，都是在为了“找钱”，一次在春节的酒席上，他醉醺醺地当着大家的面对我吼道：“你写个鸡巴书哦！”
也难怪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从上古到今天，资源数次与四川盆地结姻，要不就是“以四川而争衡天下”，要不就是政权最后的一块避难堡垒，而其他的时候，教育、文化、经济资源都将此地视作边陲。
大概我们终究都会变得庸常，唾弃曾经追寻的信仰，金钱能使我们暂时的免于恐惧和灾难，我们的爱与嫉恨像故乡的一叶小舟，最后会回归主流，脱离大江大海，被俗世所吞灭。
旧筒子楼前的回廊
我是在许多年后才意识到我是属于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说着一种混杂异乡口音的独特的西南官话。这里的人曾有一种独立于世外的优越感，管上级单位叫“矿头”，上上级单位叫“管理局”，管市井乡民叫“外面的”。后来，这种优越感却逐渐变成了自卑，因为与世隔绝太久，像温室里的植物，外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个人摆脱了集体，在金钱与物欲的横流中很少有人自适应，而这里仍然是苏维埃式的死灰一般的色彩——调色板的罪魁祸首变作了雾霾，我们这群内部职工子女倒真成了“室内盆栽植物”了。
穿着老式制服的居民。因为蓝田是坝子，所以能见到罕见的自行车
波兰作家米沃什对他的生活经历做过这样的概括：“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但当他“离开那里来到广阔的天地之间，才发现已所学不菲。”
水雾中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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