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是科学家、1946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赫曼·约瑟夫·马勒（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逝世五十周年。
我的生物学知识有限，之前知道这个人，但对于具体的生平并不了解。在读姆萨吉博士的《基因》一书（见上篇博文）时，了解了马勒一些有趣的故事。找来更多的资料读过，发现在他的学术贡献之外，马勒一生丰富、有趣的经历令人难忘。让我联想到中文里“入世”这个词。
“出世”与“入世”原具是佛家用语。“出世”是小乘佛教的提法，大体是说远离尘世纷扰，才能修成正果；而“入世”则意味着深入凡间，超度大众。佛教东传之后，被中国化，深刻地融入中国哲学与价值观。“出世”和“入世”这两个词就是的例子。例如儒家是提倡“入世”的。
马勒是个积极“入世”的科学家。
赫曼·马勒博士生于纽约，本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这使他有幸有两年的时间在生物学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ThomasHunt Morgan, 1866-1945）实验室以非正式身份参与了两年的研究工作。摩根是个多产、伟大的科学家，一生出版了22本书，发表了370多篇学术论文，因为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重要作用而获得193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在摩根之前，达尔文的学说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包括摩根本人，因为人们无法想象，自然选择会创造出崭新的生物及性状。而摩根的贡献就在于，发现果蝇群体中确实存在性状的突变。并且他终其一生，研究这些突变的规律，推测基因在遗传中的的规律性作用。在人类对于遗传的认识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摩根在哥伦比亚的实验室被称作“the fly lab”——（苍蝇实验室）。摩根带领一帮研究生利用果蝇研究遗传变异。他手下的几个主要的学生的名字日后都被写进了教科书及科学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勒。
马勒后来在“苍蝇实验室”与摩根就论文的署名问题产生了分歧，仓促完成了博士论文，转赴位于得克萨斯的莱斯大学（RiceUniversity）工作，并于后来在1920年至1932年间于德克士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axes）任教。马勒的主要学术贡献始于1926年。此时已经36岁的他发现了X射线能够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在于德国举办的国际会议（第五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发现之后，马勒声名鹊起，成为知名学者。也就是此后，他不遗余力的鼓吹放射线对于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我们今天对于放射防护的意识，马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此后的马勒度过了学术及人生双重意义上的寒冬。1930年代的大萧条，让马勒对于资本主义的前景十分失望。屋漏偏逢连阴雨，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马勒帮助编辑和发行的左翼报纸《Spark》给他带来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而此时，他的婚姻也遭遇了危机，与自己之前的导师摩根以及其他同窗本就不太融洽的关系降至冰点。马勒这个日后的诺奖得主，选择了自杀。所幸，未遂。
掌握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手中的德国，似乎对社会主义者是个好的选择。他迫切的需要一个可以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可以让自己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并且逃离罪恶的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运动的地方。马勒在1932年的冬天，搬到了柏林，开始在KaiserWillhem Institute工作。一起搬运去的，还有他的果蝇，一万只试管，和一千只玻璃瓶。有些资料上说，马勒当时远赴德国的目的仅是学术休假，从这兴师动众的架势看，对于离开美国，他或许是下了决心。
纳粹党的副元首，也就是希特勒的副手，那个笔录了《我的奋斗》一书的鲁道夫·赫斯，曾经在1934年的一场集会上提到，“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就是应用生物学（"National Socialism is nothing but applied biology."）。”纳粹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出发点，就是基于一种“科学的判断”：人种有优劣之分，因此通过消毒（sterilization），以去除有缺陷的人，是德国的未来所在。
德国的政治氛围以及“科学”研究，让马勒再次失望，越来越反感。1933年，马勒和妻子及儿子搬到了苏联列宁格勒，投入了另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抱，在位于这里的遗传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Genetics）工作。1934年，这个研究所搬到了莫斯科。马勒在苏联领导者一个规模颇为可观、并且十分多产的实验室。
但是，苏联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导致的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的无尽干扰，让马勒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苏联著名的遗传学家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1976）此时已成气候。这个基辅农学院毕业的育种站工作人员否定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将他斥之为“反动”、“发社会主义”、“唯心”、“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的（我很奇怪，孟德尔是神职人员，这也是资产阶级？）。自己独创了一个“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按照这种“左翼”的理论，任何人，人和事，都是可以改变的，而遗传，是资产阶级捏造的，用以强调阶级差异的虚假理论。为了让种子获得抗寒能力，只需要把它们暴露于极寒的环境之中即可。李森科在1935年，大学毕业之后的第十个年头，已经荣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及苏联农业科学院院士头衔，一时风头无两。有了上面的支持，他利用各种手段，甚至政治迫害，压制大批反对他的学说的正直科学家。关于这位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其故事罄竹难书，感兴趣的读者随手即可找到相关的资料。
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马勒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这种连“学术”都算不上，说是“谎言”都侮辱了“谎言”这个词的“学说”的。在于许多科学家一起与之进行了斗争之后，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最终马勒被迫离开苏联。被迫离开的缘由非常典型：马勒的书被斯大林读到，使他不快，于是斯大林命令批判马勒的著作。
此后的几年间，马勒带着他的果蝇辗转于欧洲各处：先后在马德里，巴黎，爱丁堡等地工作。
1940年，他最终回到了阔别了八年之久的美国，接受了位于麻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一个研究职位。这个职位不是终身教职序列的（Non-tenure track）。讽刺的是，在他获得1946年诺贝尔奖之前的1944-1945年，阿姆赫斯特学院终止了他的雇佣合同。但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动物学系谋得了一个教授职位。
马勒获诺贝尔奖的是基于“发现了X线可以导致突变（forthe discovery that mutations can be induced by x-rays）。”此后，基因的物理学及生理学本质，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至此，马勒的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度过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享受的充实、多产的岁月。马勒继续投身社会活动——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核技术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冷战中，他支持禁止在海上及空中的核试验；作为遗传学家，他坚持认为人们应该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基因”的权利——通过收养、人工授精、卵子捐献等等手段。
马勒积参与社会上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甚至辩论。他鼓励他的学生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政府常常会利用“想当然”的思维，忽视，或者拒绝承认科学的发现（because governments often use "wishful thinking" to ignore or deny the reality of scientific findings）。许多科学家不愿意参与社会话题的争论，但马勒认为，讨论，比科学对民主更有意义。
中国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马未都先生有句话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我没有去读更多的马勒传记，也无缘听到他的音容笑貌。但是从他一生的足迹，留下的活动脉络，足以看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的“入世”精神。个人层面，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的信仰的坚持，对真理、道义和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
有趣的是，马勒一生，经历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纳粹逐渐掌握的德国，已经形成世界一极的苏联。最终又兜兜转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者，他经历了资本主义、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列宁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他经历了所有的极端。在他所说的国家意志可以“想当然”地忽视、或者否认科学发现的纳粹德国和苏联，正好又是两个极端。纳粹德国的人种优化，基于“基因不可改变”的固执认识——有缺陷的低等人是不配存活下去的；而苏联是另一个极端：基于可以容易的被改造，很有些“人定胜天”的气魄。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某种“意志”，都被强加在了真正的科学之上。这也许是马勒最终回到那个让他失望，但还至少能让他正常从事学术研究、有机会表达观点的国家的原因。
我十分反感把伟大的科学家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把某些方面的天赋秉义和另一些方面的笨拙可笑杂糅在一起，突出故事的传奇性，让人们顶礼膜拜。显然马勒没有这些传奇故事的特质：比如没有卑微的出身，小时候没有学不会说话，没有长相丑陋，没有智商超群，没有做过糟糕的小板凳，没有砍过别人家的树，没有偷过别人家的东西，没有在火车上被人打聋了耳朵，没有在中学成为花花公子，没有靠泡妞拿到博士，没有把图书馆的地面磨出个脚印……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有尊严、也有苦恼的普通人。
综观马勒的一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积极“入世”的科学家。优秀的科学家很多，像这样闪现着人格魅力的，不多。
马勒博士有一儿一女，两个人最终都成为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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