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港矛盾渐深与香港青年人疏离感日剧，是阻碍两地互信和“人心回归”的主要病症之一。近日，香港资深媒体人张家伟就该问题与大陆研究者们进行了一次交流和讨论，期间他公布了一组香港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香港18至29岁人群中自认为是“广义中国人”的仅为13.3%，整体为33.7%，而该群体中，信任中政府的仅有7%，不信任的高达69%。
张家伟表示， 中央政府近期已经注视香港青年在经济、民生及社会流动上的怨气，但仅凭解决就业和置业问题无法彻底治愈疏离之疾，旅游观光团到陆参访也是只见“粉黛”不见“素颜”，无法引起港人的认同与共鸣。他强调，中共必须正视年轻人对民主普选的诉求，探讨尽快重启政改的可行性，用灵活弹性的手法处理政改课题，政改问题一天不解决，激进主义的社会土壤会一直存在。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魏南枝研究员从世界视角分析了这一疏离现象。她认为，香港问题是全球性发达经济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中下阶层收入在缩水，赶不上其通货膨胀数，这使得发达经济体内部出现全球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对立，所以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身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本土主义也不等于港独，所以不应把香港青年的城市情绪和国家情绪扩大化，而是应该包容它，再去思索其背后的普遍性矛盾。
但需认识到的是，香港青年对大陆的疏离感不是朝夕形成的，也不能单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层面去凝视和解决。
香港青年的诉求混合这本土“乡愁”和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图源：）
香港年轻一代多出生于回归前后，其成长岁月恰值陆港之间不断磨合期，同时，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他们思想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其父辈相比，他们对“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的认知和认同程度都要低很多。
站在2017节点上的香港人已经意识到2047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时刻，当原本认知中“大陆香港化”的预期由于中国大陆的突然崛起，以及政治上高度稳定，经济上飞速发展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现代化模式，给香港增加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感，香港人担心香港从体量、影响力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都难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模式和价值体系的稳定和延续。
所以香港的年轻人才会焦虑，才会在焦虑中、在对特区当局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中走向与中国大陆的疏离，但无论是特区还是中央都似乎没有厘清产生焦虑的根源。
焦虑首先来源于自身处境。香港有大量年轻人是挣扎在贫困线上，寸土寸金的房价，以及高昂的社交成本给他们的心理积压了太多郁结，整体大环境的萧条，加上生活的步履维艰，使这些青年人长期处于对希望的诘问状态，自我实现尚且遥不可及，又何谈国家认同？
在这个时候，中共在政治、经济上稍有些风吹草动都会牵扯他们因麻木而变得异常敏感的政治神经，并会将所有怨气通过对中共的抵触行为发泄出来。但事实上，造成香港青年生存困境的并不是中共，香港绝大多数的资源和利益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官商共治“传统”由来既久，这是香港结构性矛盾中亟待整治的顽疾。
而且，香港青年自我上升和表达诉求的渠道十分有限甚至缺失。香港的政治光谱并不完整，建制与非建制的表述遮盖了左中右的区分，而在建制里面左派声音很难发出，因为政府的很多政策是被大资本所控制。香港年轻人对选举的“痴迷”，用“港独”来涂抹政治面孔，很大程度上并不出于本意，而是意在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香港青年的疏离危机并不仅仅指向大陆，更指向自身，解决疏离问题也许应先从凝聚自身开始，这需要新任港首的智慧，去聆听中下层人群的声音，去缓解和消除盘绕香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要切实重建香港的公共空间，恢复被支离的公共性，比如香港青年普遍关心的公共文化空间，使他们对特区政府重新信任，对自己更加有信心，这是谈论消解疏离的先决条件。
其实大陆年轻人同样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不过不会用“疏离” 一词去形容，社会上的种种压力与困境使两地青年有着相似的心理结构，这就为交流和理解提供了可能。如果香港青年能够深入到内地不同区域，感受内地的本然之貌，他们也许会慢慢理解被所谓西方文明修饰过的虚妄并不比不经伪装的“粗陋”高明，所谓的疏离感也不再是难解的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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