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前后，孙立人确实和大陆方面派往台湾的密使有过接触。这位密使把陈毅的信递给孙立人，孙见信后问：”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他为何发出这样的疑问？或许孙觉得陈毅职位还不够高，权威还不够大，兵对兵，将对将，希望得到朱德的手书。
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
国军抗日名将孙立人去台湾后，曾一度官至“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成为台湾军界极重要之人物。1955年，被蒋介石软禁，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才重获自由。“孙立人案”是一桩史家公认的政治冤案。该案与美国欲支持孙立人取代蒋介石有莫大关联；又因蒋介石不欲与美国正面冲突而导致关系破裂，故案件的侦办始终遵循“匪谍案”套路，指其“窝藏共匪”、“密谋犯上”。为坐实这些指控，台湾当局当年主要是利用“李鸿匪谍案”、“郭廷亮匪谍案”等案件进行穿凿，在郭廷亮“自承匪谍”之后，孙立人遂被定性为“对旧部管教不严”，而遭去职软禁。
孙立人当然不是什么“匪谍”。不过，据《江淮文史》2013年第04期刊发的一篇当事人回忆文章披露，1950年前后，孙立人确实和大陆方面派往台湾的密使有过接触，且此种接触，似乎令大陆方面感觉满意。撰写该文的金其恒，系安徽省政协原副秘书长，据他讲，“本文所述的策反孙立人的来龙去脉和细节都是他老人家（金之岳父龚意农）那时（文革期间）告诉笔者的，并经其子女龚纬、龚维丽加以补充”。
据该文披露，策反孙立人一事始末如下：因孙立人妻子龚夕涛系龚意农的亲胞妹，在新四军系统担任金融工作的龚意农于1950年被华东局召到上海，被付以赴台策反孙立人的重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刘晓集体同他谈话。一见面，陈毅就笑着说：‘啊，是龚意农同志，我们见过，我们在黄花塘还下过围棋呢！’……接着陈毅详细询问了龚意农的家庭状况和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告诉他：‘这次找你来，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利用你同孙立人的亲戚关系，派你到台湾去，做做你妹婿孙立人的工作，我们解放台湾时，他不要放枪就行了嘛。’”但龚表示有困难，因为“孙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两家有矛盾，多年不相往来”，怕达不到预期效果，故而“建议另找孙立人其他亲属去，并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来汇报。”
龚意农物色的赴台策反孙立人的人选是潘仲文。此人“同孙立人有多重亲戚关系：潘的夫人是孙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孙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龚将其找到，并推荐给刘晓。“经刘晓周密安排后，潘仲文于1950年初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顺利到达台湾。先找到孙立人的哥哥孙伯亨，住在他家。过了两天，孙立人来到孙伯亨家，两人才见了面。见面后，两人叙谈了各自在台湾和大陆的近况。当孙立人问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来意，把陈毅的信递给孙立人。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并再三叮嘱潘不要出去，不要见外人，将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仲文此行的成果，似乎令华东局颇为满意。“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先向龚意农谈了他见到孙立人的情况和孙的态度。然后一同赶赴上海向陈毅、刘晓汇报。陈毅听后笑着说：‘潘先生你不虚此行，这一趟没有白跑。’反复强调要注意保密。并指示，为便于联系，潘暂时不要离开上海，等待下一步安排。华东局有关部门把潘安置在待遇比较优厚的上海汇丰银行任襄理，打算派他再去台湾。”但此后因台湾加强对大陆的反渗透工作，潘仲文几次密赴台湾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至于此次秘密接触，按该文作者金其恒的理解，“孙立人的回应是正面的。他只是觉得陈毅职位还不够高，权威还不够大，‘兵对兵，将对将’，希望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手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当说，这次台湾之行，‘没有白跑’，是有成效的。”
孙立人那句“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尚无可资印证的其他资料披露之前，仍是个颇费揣摩的谜团。潘仲文作为一个“面粉厂厂长”，在阶级斗争时代，为个人利害计，自然也极愿将这桩秘密任务办成，故而其报告是否有一厢情愿的因素存在，也未可知。但孙立人在因“匪谍案”被软禁之前，确曾与大陆方面有过秘密接触，则因此文而得到了确凿的证实。
注释：
本文所有引文资料，全部来自：金其恒，《1950年中共策反孙立人揭秘》，《江淮文史》2013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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