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
没有新农合之前，广大农民看病吃药，几乎全部得“自掏腰包”。面朝黄土背朝天，仅靠“一亩三分地”，每年能有多少结余？往往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因此，“小病拖，大病扛，病危等着见阎王”，成了很多农民无奈的选择。尽管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缺乏有效的健康保障机制，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2003年起，我国开始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一制度，为农民的健康保障送来了福音。但是，仅仅有新农合，显然还不够，尤其对那些生大病、重病的家庭，需要更多的“守望相助”。
我国农村并非一直没有医疗保障。1955年，山西省高平县采取农民社员出“保健费”与生产合作社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起合作医疗，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到1962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覆盖率已接近50%。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集体经济纷纷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依托，曾经轰轰烈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大多数农村地区迅速崩溃，覆盖率由七十年代鼎盛时期的90%，猛降到八十年代的10%以下。（数据来源于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新农合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回顾》，文章刊登于2012年10月《中国农村卫生》）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农民互助医疗，比如江苏的高邮等地区。这种互助医疗的交费标准很低，每人交个三五元，“瞎子背着瘸子走”，正是这种低水平合作医疗的真实写照。但是，即便是这种低水平的合作医疗，依然让很多农民看到希望。毕竟，聊胜于无，生病时如果还能报销掉一部分费用，肯定会给患者家庭减轻一些负担。
2002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希望为广大农民建立有效的健康保障机制。这种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2003年至2006年，是新农合的试点阶段，主要是探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承受能力、医疗服务的供需状况所需的政策措施、运行机制和监管方式等。初始阶段，这项工作推行得并不顺利，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生病，为什么要交钱？”因为当时各级财政的出资力度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而那些身强力壮的农民认为自己根本用不着这种合作医疗。为了推行这项新制度，从农民手里筹集资金成了农村干部除了抓计划生育之外的又一头疼工作，各地试点省市的新农合参保率在艰难中缓慢爬升。
随着各级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民得到的实惠也越来越多，促使参保率持续爬升。以前得村干部上门催缴的问题解决了，以往拖一年也未必能缴齐的款项，如今每到缴款日，农民就主动缴纳自己该出的那部分“小钱”。因为只有缴纳了这部分“小钱”，才能享受财政出的“大钱”。原国家卫生部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新农合参合人数一直维持在8.3亿高位，参合率稳定在95%以上。
2015年1月2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公布《关于做好201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明确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在2014年的基础上提高60元，达到380元，全国平均个人缴费标准达到每人每年120元左右。
随着筹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补助年年增加，新农合对农民的医疗保障能力日益增强。
即便如此，当一些农村家庭遭遇重大疾病的时候，依然会再度“一贫如洗”！
年前陪同江苏省委派驻泗洪的扶贫工作队到四河乡迎淮村看望贫困户，14岁的杨振宇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一年半花掉60万元，原本的小康家庭，重新掉入贫穷的“冰窟”。为了照顾孩子，父母都被困在家中，再无收入来源，到处借钱。“每个月的医药费1.5万元，新农合只能报销两三千元。”孩子的母亲无奈地说。
如果没有新农合，杨振宇的医药费只能全部自费。如今，新农合帮他报销了10万多，但对孩子的家庭而言，几乎无济于事。
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截至2015年底，泗洪仍有4万多户、13万多低收入人口，致贫原因中，因病占50%。
不仅欠发达的泗洪县如此，发达地区的江阴，同样如此。江阴市临港街道申南村党总支书记何伟中说，他们村也有上百户贫困户，主要原因正是“因病致贫”。“每年的访贫问苦资金也高达二三十万元，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何伟中对此同样一筹莫展。
面对如此窘境，新农合的政策何去何从？村支书何去何从？农民又何去何从？
显然，随着国家财政的不断投入，当前的新农合的保障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财力短期内很难再大幅增加，即使保持当前的投入，已显疲态。而且，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人们收入的增长水平，远远无法赶上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水平。同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为公民生老病死托全底，因此，为农民寻找新的医疗保障，成了必须。
2016年年底，总部位于江阴的福村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在江阴周边农村推行村民医疗互助，为这种新的农民医疗保障，提供了可能。
和平村是江阴最早尝试这一新型“互联网+”医疗互助的村庄之一。党总支书记吴文勇介绍，以集体出一点、村民个人掏一点、向社会募集一点的方式，按照每年每个村民100元的标准，互助会组建了一个资金池。其后，诸如补助标准、补助流程，全部通过一个手机客户端实现。村民报销也是通过手机实现。
和平村的医疗互助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推行，截至2月23日，全村已补助住院村民19笔，补助金额23770元，其中最多的一笔达12350元，占申领村民全部医疗费用的20.6%。
这一APP开发者、福村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伟说，不管是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因病致贫、返贫都是一个难题。而且，国家对医疗保障的资金投入，远远赶不上医疗费用的增长。开发这一APP，目的在于将村民医疗互助变得更简单、易操作，进而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大病，缓解因病致贫。
申南村党总支书记何伟中对此事颇有兴趣，他对登门拜访的黄伟连问四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村民都能参加？钱怎么来？人均交多少钱？资金放哪里？”这四个问题，或许其他村支书，同样会问起。黄伟一一解释：所有村民都参加，才能体现一个普惠、公平；资金的来源，主要看村集体经济的承受能力；而每个村民都需缴纳一定的资金，则体现了作为集体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资金归村里掌控，才能确保不被公司挪作他用。
“那你们公司赚什么钱？”何伟中满脸疑惑。
“我们赚取服务费。村民每报销一笔费用，我们按报销费用的2%收取。当然，服务费靠这笔资金的利息就能解决了。”黄伟继续解释说，公司不会碰触这笔资金，资金存放在村集体的账户上。“我们只是用专业的知识，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结算平台。”“看起来不错。”何伟中说，“我们还得集体讨论一下，定一下标准。”南通市通州区先锋镇花园村支书周继忠听后也很感兴趣，只是觉得可惜，“如果能在去年年底推开就更好了，那时候我们收缴新农合的费用，一起收更方便。我得考虑一下，实在不行，就放今年年底。”
在有新农合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高村民的医疗保障能力？显然，一些村干部们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开展医疗互助，职工医疗互助已经普遍开展，农民其实更需要。”黄伟说，借助福村宝，每个村都可以建立一个村民互助式的公益慈善资金池，这也能有效弘扬邻里互助的精神。“一个上千人的行政村，就能形成一个互助主体。”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疗保险系教授张晓说，目前，新农合的保障水平还不高，类似的相互保险值得鼓励，国外这类做法较为成熟，还有专门的监管办法。张晓表述，江阴一些村庄的做法值得借鉴，但能否在其他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推广仍需观察，风险控制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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