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事件爆发以来,香港舆论尤其是网民都纷纷责骂大陆人没有道德:奶农没道德,二道贩子没道德,製奶粉及奶製品的工厂没道德,各级干部没道德。温家宝总理前两天在纽约谈到毒奶粉时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道德的血液」。他把毒奶粉事件的矛头指向企业家的道德,而轻轻放过高层官员的责任,尤其是,有没有因为举办京奥的政治考虑而封锁8月1日就已确知的毒奶粉消息。
过去,毒食品频频发生,笔者也曾经认定这是大陆人道德沉沦的问题。然而,最近反覆思考,这真是道德问题吗?又或者是,若这是道德问题,那麽整个社会的道德沉沦又是怎麽发生的?
道德问题最重要的门槛是「同理心」,也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生行之者乎?」的答桉。当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先前说,对製奶粉企业进行专项检查,80%都是合格的。他不会想到,如果他的孙子所吃的奶粉,正是那20%不合格企业所生产的佔市场80%的产品,他会不会这麽说。又或者,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孙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们会压下公布毒奶粉的消息吗?这就是同理心。也许我们还会问:奶农、二道贩子、奶粉生产商,他们是不是也没有同理心了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最基本的道德门槛,是不是大陆绝大多数人都跨不进去?
《史记》引管仲的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德也要在「衣食足」的社会条件下才能行之有效。大跃进后的饥荒时代,许多地方的农村都有「人吃人」现象,在饥馑之中还讲甚麽道德?三鹿奶粉的售价低廉至18元一包。它的销售对象就是中国广大的穷人消费群体。贵了就超出了这些群体的消费能力。奶农、二道贩子、製造商,若不层层放点添加剂,会有这麽便宜的奶粉乎?即使有道德的奶农,卖出的是纯牛奶,但被溷进其他渗水的、渗尿素的牛奶中,再加上製造商的其他添加剂,生产出来的仍然是毒奶粉。而且,卖纯牛奶够成本吗?奶农能生存吗?不造假的二道贩子有活路吗?不行贿的製造工厂能立足吗?不做假账的企业,能在各种税费多如牛毛的经营环境存活吗?不按照潜规则办事,样样都依足明规则的人、企业、政府、官员以至最高层的领导,有路可走吗?
大陆改革三十年,奉行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政策,而实际执行起来则是「效率优先,不顾公平」。社会的财富分配,一直向资本(与权力「联婚」的企业主)与政府(不断加大税收)倾斜。中国社会遂陷入既发展又穷困的怪圈。社会消费也出现富人消费高档产品与穷人消费低档产品的两极分化。为迎合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自然有生产者生产低档产品以至伪劣产品。在成本压力下,生产者无法顾到道德。而低收入者也只能食用这些不合格的甚至有毒产品,他们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国企改制与圈地,使社会贫富分化益趋严重。上月底中国农业部长孙政才披露,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比1,而在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比例只处于1.71比1的低水平。被中国界定为农村人口的农民,则有将近8亿人。
有广大的低收入消费者,就有难以抑止的不道德的生产商,就有与这些生产商相勾结的各地官员以至中央官员。国家富了,因此有每年投入上百亿元的航天工业,也有了载人航天活动,而这是科技与国力都远超中国的德、日、英、法都不会发展的。中国为神七欢呼。而供奉这项国家荣誉的,则是数亿食用低劣产品的穷人。他们无法分享国家荣誉,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是衣食不足无以知荣辱的社会底层的一群。毒奶粉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