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零开始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近70个年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即将迎来40周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该建的各种设施差不多都已建起来了；在国家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该有的产销买卖活动也应有尽有；从中央到地方，事无巨细，管理这一切的各级部门，以及彼此间或明或暗错综复杂的关系也都建构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盘根错节的联系中，已经形成形形色色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特别是深化改革，每一步都伴随着破与立的博弈，必然触动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利益，如果面对的是利益集团的阻扰，几乎是寸步难行。
在这种情况下，雄安新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最大程度上从零开始，以减少“破”的代价与阻力。
雄安新区，大致位于白洋淀周边地区，自然环境尚未受到大的破坏，需要做的主要不是破，而是建；不是零敲碎打，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全局，百年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所涉及的三县的经济基本上是传统的农业，只要做好征地拆迁和就业安排，产业升级的成本较少。现有较低的开发程度，恰恰意味着未来将有充裕的发展空间，可以高起点、高标准规划新城。
上述两点说的是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方面如同“一张白纸”，更重要的“白纸”是政治生态。其一，雄安新区有县及以下的政府机构，这些机构面对居高临下的中央和国务院实在是微不足道，如同一张白纸。其二，雄安新区本身的党政机关尚在搭建之中，加上北京的部分企业、学校、医院、金融机构（中的部分）南下，关系网尚未形成；因而可以如同设施与产业一样，可以在顶层设计之后，高标准高起点建构面向未来的政治生态。
从零开始，既大大降低了“破”的成本与代价，又提升了“立”的“最新最美”的高度。
二、
搅动深水区雄安新区同样立志于“破”。相对而言，“立”意跃然纸上，清晰可见，而“破”则在幕后。实际上，“破”意同样力透纸背。
大凡一个部门、一家公司、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在一个地区呆的时间长了，就会对这个地区产生依赖感甚至某种“情愫”。北京为太多的官、商，乃至学（高校、科研机构、医院）提供了“场”，不仅是地理上的场所，而且是类似于物理学里的“场”，更是社会领域的“场”，官场、市场、商场，以及情场。至于学术界之“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可以说是上述各种“场”的综合，而且被知识分子们操弄得更加娴熟，并蒙上了美丽的面纱而已。各种“场”的叠加、交错、变异，以及跨“界”，让“帝都”变得越发光怪陆离。北京，积淀了太多的历史，有多少“皇城根儿”的遗老遗少，几多元老，还有几大家族的联姻。北京，为太多的人提供了登台亮相的舞台，众多演员又合力撑起和维系这个舞台。
当年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三项条件中的两项分别是迁都南京和袁世凯南下，以剥离袁与北京及其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官场中官员的调动，理由都是工作需要，背后也有剥离官员与其所在之“场”的关系，例如曾经的八大军区司令互调。
北京，调出数人，数十人乃至百人都无济于事；如果迁都，既无可能，而且整体搬迁，那就几乎就是带着那个“场”。雄安新区是部分搬。搬的规模远大于百人，按规划，初期可能是数万，最后可能是数十万或更多；所涉及的事项不仅是工作，而且还有整个家庭，教育、医疗、购物，日常生活，对于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而利益集团，对于形形色色的“场”，构成实质性的影响，甚至伤筋动骨。如果北京的公司总部、央企和公共服务等迁到雄安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拆散，至少削弱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权钱勾结。
虽然路途并不遥远，毕竟不如同城那么方便，虽然还有网络随时可以联系，但终究不如现实世界的“全身心”那么真切动人，“体贴”入微。假以时日，林林总总的人际关系逐渐蜕变，“场”的结构就会发生衰变。一旦利益集团削弱或即使处于调整之中，这就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时机，其影响不仅是京津冀，而且可能辐射到全国。
改革进入深水区。借雄安新区之东风，搅动深水区。
三、指导未来可以想见，在如此高规格的雄安新区，所投入的“会是30多年来积攒下的实践经验和雄厚财力。这是一次国家实力作用于经济实践的巨大社会试验田。它将真实地验证，由政府直接主导经济行动、规划经济版图这种看似违背自由市场规律却在既往30年创下中国经济奇迹的做法，能够在现实中再走多远。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既是实验者，又是见证人。”张燕生认为，深圳特区的使命是让世界进入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充当了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浦东新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化。这次在京津冀区域成立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如果加上深圳的市场化经验，今后将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
北京天津过于集中的科研力量和金融实力一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雄安新区将释放两个直辖市的人才与知识源泉，成为拉动北方增长的经济中心，均衡南北方的经济格局，把京津冀打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进而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由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到雄安新区，可以看出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市场经济的推进。
其一，由南到北，市场机制渐次北上，与居于核心地位北京的政治权力结合。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历史上的中国，一个新朝代的建立几乎都是由北向南，所谓“南下”，“北上”鲜有成功之例。一上一下，其中的“势能”清晰可见。而今，由三个新（特）区的节奏可见市场经济的步伐。其二，由沿海到内陆，由注重与世界接轨和开放，引入外部的压力与动力，转向着眼和立足于中国本土与历史。与此同时，也就是市场经济由沿海推向内陆。
另一个方向是由外生转向内生。
中国的开放，在于与国际接轨，拥抱先进的生产力、资本和市场，拥抱先进的管理模式与理念。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相对而言，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动力正在下降，必须开启来自内部的压力和动力，雄安新区，就是转折点。
这一途径既可窥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彰显中国特色。
7个方面重点任务表明，雄安新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行将实现的现实版的中国梦，未来的中国，雄安新区，正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是“梦”本身，而且是“梦”实现的过程：改革与创新。雄安新区将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在目前改革各种矛盾激化之时，以雄安新区为契机启动新一轮改革，寻找国家转型之路。
媒体议论“千年大计”的含义。雄安新区，再高起点也不可能看到千年，乃至百年之后，再新再高的产业，数十年后必然让位于此刻难以预料的更新更高的产业。
所谓“千年大计”，必然是将中国特色推向千秋万代。
四、还会有“一张白纸”吗？
雄安新区是中国的“大目标”，大目标必然伴随着大风险。
首先，虽然雄安新区的几位领导或多或少都具有特区工作的经验，但如上所述，雄安新区有所不同。其一，主要是对内，其二，在“立”的同时必须考虑承担由北京转移的部分功能，这一情况是深圳与浦东所没有的，而且要趁转移之机，实现对原有功能的优化，并与雄安新区本身的功能相整合。
经验诚宝贵，创新价更高。
其次，完美的顶层设计，如何与由下而上的动力对接。其一，所有有关的机构、家庭与个人在如此规模的历史大事上，于多大程度上拥有选择权，譬如搬迁，关系到千家万户，是行政命令还是自主选择。在政策的“感召”之下，正如当年的“孔雀东南飞”，全国将有多少资源和人才趋之若鹜，包括各种炒房行为。这些资源将如何选择与被选择？
其二，顶层设计的落实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与市场机制对接，作为甲方，众多竞标的乙方是否平权，规则是否透明。大权在握的甲方具有太多腐败的机会和太大的诱惑，有必要未雨绸缪，制度安排先行。否则很可能发生新区建起来，干部倒下去。
其三，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对接。虽说“从零开始”，但此“零”非彼“零”。深圳特区，外地人蜂拥而至，况且出入还要“通行证”；浦东新区，一江之隔是相对高素质的上海人；雄安新区，需要对接的是本地人，有自己悠久并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新区的四周同样是传统文化与农民的汪洋大海。目前，在区内已经出现违法占地、违规建设、私搭乱建、抢栽抢种等行动。由下而上的自发行为未必如顶层设计之愿。此外，新区建设可能给华北这块珍贵的湿地保护带来严重的挑战。
这三个对接，谈何容易。
第三，当年就有“一张白纸”，被乌托邦的一意孤行所践踏。1978年百废待兴，在政治上举国上下高度一致，然而思想解放的同时没有市场经济基础。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却没有相应的规则来规范政府的权力，市场中的资本，以及社会中的个人。
雄安新区，是中国寄予了太多希望的“一张白纸”。
今后，还会有“一张白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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