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三攻占行政院案昨宣判，多名被告虽主张行使“抵抗权”妨害公务部分仍被判有罪；相较于“三一八”占领立法院案，林飞帆、陈为廷等人主张“公民不服从”获判无罪，两案对太阳花学运抵抗政府的作为是否违法认定有别，主要关键是抗议手段的“必要性”。
三一八案，法官依国内外学说及见解，列出“公民不服从”七大要件，包括“抗议政府或公众事务具重大违法或不义、目的是关切公益、抗议行为和对象具关联性、公开又非暴力、手段有助于达成诉求、无其他合法有效的替代手段、危害小于利益”。
合议庭认定，当时黄国昌、林飞帆等人占领立法院，因再过三天就要表决服贸协议，除透过占领立院让院会无法顺利召开，无其他即时救济管道，其行为是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群众是透过脸书等社群主动到场，并非受学运领袖煽惑；且立委仍可改地点召开会议，造成的损害小于利益。
相较之下，在三二三案中，许顺治和李冠伶两人虽同样主张参与抗争是因服贸协议黑箱作业，攻占行政院是在行使抵抗权、反抗权；合议庭在判决中质疑：除此之外，“是否别无他法可救济的最后手段？”
合议庭认为，纵使当时服贸送立法院存查有争议，立委仍可协商讨论；并可透过大法官释宪等途径解决，并不是只能违法抗争。
审理两案的法官，对于服贸争议当时是否可用“体制内手法挡下来”有不同看法，对于学运分子主张的公民不服从与抵抗权，三二三案合议庭的法官，显然不认为侵入行政院的举动，具有阻却违法的正当性及必要性，也就没有所谓抵抗权及反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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