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声称，其之所以要彻底焚毁圆明园，是因为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在圆明园内将捕获的英法“侨民”虐待致死。不但外国的众多学者相信了额尔金的谎言，即使是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也多为其谎言所误、所蔽，认为英法被俘者的确曾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
然而事实真相呢？
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声称，其之所以要彻底焚毁圆明园，是因为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在圆明园内将捕获的英法“侨民”虐待致死。此说似乎可以证明英军焚毁圆明园是师出有名的正当而合理的行为。按此逻辑，英法被俘者是否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即成为评判英军焚毁圆明园是非的关键问题。
当时，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咸丰帝率王公大臣等逃往热河的避暑山庄，北京沦陷。身为清廷议和代表的恭亲王奕䜣，对于中外议和能否成功，中外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均无任何把握，惊悸惶惑，理所必然。
当其时，奕䜣或是慑于英法侵略者的军事淫威，但论事之利害，不复计理之是非，无暇亦无胆量与英法就此具体问题进行交涉与辩解；或是拘囿于中国官员传统的“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的律例观念，自认为清廷虐待外国人致死而理亏，故此根本未曾意识到可以就英法被俘者是否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这一问题与之进行交涉剖辩。
正是由于这一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清廷就此问题与英法方面进行交涉辩驳史料的缺失，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再现、考察、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时，没有可资利用的相关史料，失去了历史诠释的话语权。
亦正因如此，不但外国的众多学者相信了额尔金的上述谎言，即使是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也多为其谎言所误、所蔽，认为英法被俘者的确曾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
笔者经过认真爬梳中外相关史料，认为额尔金所谓英法战俘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一说，并无事实依据，或是别有用心的捏造，或是依据并不真实传言的主观揣测。
现就英法被俘者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的几个问题进行史实考谬，以正视听，还其以历史的本来面貌。
10月14日，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致函恭亲王奕䜣称：“英法侨民，并非战时俘虏者，彼等手持议和之旗，未尝抵抗，而遽受拘缚，此何理也？彼等侨民，以为既持和议使者之旗，当可视为护身之符，保障其身体，乃清国政府竟加之以缧绁，拘之狱中，而苛暴以待之，且有数人，因此而殒命者。”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论析其发动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也不判定这些被俘者是否“侨民”。只想说明一点，即被清政府拘拿或杀害的英法之人，有些人确为议和谈判代表，但其中有些人既非“手持议和之旗”的“议和使者”，也非交战双方战争中真正意义上的俘虏，而是战争以外的抢劫犯。一名19岁的法国士兵，即是因其“偷偷地离开部队太远了，在一户人家劫掠时就捕”的。此人如被虐杀，似属罪有应得，至少其人不应享有一般战俘的权利。
即使是那些曾赴通州一带议和的英法代表，其身份也随着中外关系或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有了性质的变化。即巴夏礼等人在赴通州一带议和之时，做了一些与其谈判代表身份不符的事情。
第一，“当巴夏礼、巴士达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带着军使的旗帜回去时，法国军队中止了停战协定，并开始了军事行动”，“在这以后，英法联军的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立即为清政府军队所俘”。
这说明，此时中外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而不是议和状态了；若是就中外关系再次决裂的时间与责任而论，是法国军队中止停战协定，重新开始军事行动在前，而清政府俘虏英法代表在后。
第二，即使如此，此时的部分英法议和者本来完全有可能及时撤回至本国军队的驻地。
如法国谈判代表巴士达、翻译美理登、沙努安上尉、奥斯曼中尉、加热中尉等人即已安全地赶回到自己的军营之内。法国的格朗尚炮兵上校、杜比军需官、杜吕克神甫等人则是因“贪睡多等了两个小时”而被捕；而洛图尔却因自己擅自离开队伍，独自住宿于一居民家而被捕。这些人的被捕，或许尚可被视为战俘，但是，“据当时在（英法）联军驻地附近的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证实，随从巴夏礼的瓦克尔上校和其他六个骑马的人，故意停留在清政府军队阵地前面，以便更好地暗中加以窥察”。
这一状况说明，部分英法议和代表当时做了与其外交谈判代表身份不符的事情，已转变为战场上的军事侦探人员，清政府予以扣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正因如此，笔者在文中不以战俘称谓被清政府拘拿的英法人等，而是泛称其为被俘者。
摘自《圆明园三百年祭》，新书上架，东方出版社。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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