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选出了新特首林郑月娥（Carrie Lam），但她的工作却并不令人艳羡。她不得不同时服务两位主人——香港人民和北京领导层，这背后也即是香港的困境所在，经济的停滞不前、政治力量的分庭抗礼、民生福祉的遥遥无期、市井民众的生存压力……对此，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以自己最近赴港的切身体会撰写本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他眼中的香港和他个人的一些忧虑。文章中文文字由申凯翻译，首发FT中文网。本处略作修改，转载如下供读者参考。
从商人到特首的职业生涯——使董建华先生能够以一种独特的眼光看待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图源：Reuters/VCG)
午餐地点选在香港会(Hong Kong Club)，这是一家成立于1846年、当时专为英国统治精英服务的会所。做东的是亲英派、商业大亨董建华(CH Tung)，他也是1997年英方将香港移交中国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79岁的董建华依然精神矍铄。与同辈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是从上海作为难民逃到香港，逃避了二战后的共产党统治。他的职业生涯——从商人到特首——使他能够以一种独特的眼光看待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判断，这也是我在3天访港期间经常听到的。香港依然可以依靠法治以及作为顶级金融中心和地区转口港的优势，但其活力正逐渐消退。缓慢的经济增长、高企的房价正在挤压中产阶级，阻碍向上的阶层流动。商业只会唯利是图，比如投资房地产。但创新跟不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影业就成为了功夫梦工厂。如今，宝莱坞(Bollywood)开始引领潮流。香港并未建立起公共政策机构来促进公民辩论。曾为赤鱲角机场(Chek Lap Kok)等大胆项目铺平道路的填海工程也陷入停滞。
在公共房屋长大的候任特首林郑月娥(Carrie Lam)，是一名刚毅且极为聪慧的公务员，但她的工作并不令人艳羡。她不得不同时服务两位主人——香港人民和北京领导层。每任特首都试图取悦北京，但最终都落得在香港极不受欢迎的下场。
她还面临宪政困境。在香港回归谈判期间，中方坚持行政部门要与立法机关分开。这意味着议员处于准永久性与特首对立的位置，阻挠所有议案——从基建项目到文化项目，如北京同意的、投资35亿港元（合4.5亿美元）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让人想起了华盛顿式政治僵局。
1983年我第一次到访香港就出师不利。作为《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航空记者，我受邀登上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从伦敦到香港的首次直飞航班。当然，可以享受头等舱待遇。由于急于留下好印象，我打包好自己的1st XV橄榄球围巾，就向希思罗机场(Heathrow)出发。到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一航班原来是从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起飞。
林郑月娥女士即将接任特首职务，面对当下棘手的香港困局，她的政途令外界忧虑(图源：新华社)
一天后，我降落在潮湿闷热的香港，一辆宾利(Bentley)飞快地将我送去参加首次会议，还要接受同事们的嘘声迎接。我还能记住的3件事是：股市暴跌加货币危机；半岛酒店(Peninsula Hotel)完美的客房服务；与时任英中谈判高级外交官罗宾•麦克拉伦(Robin McLaren)的一次谈话。他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王牌是，北京不大可能把手伸得过长，因为香港是一只下金蛋的鹅。如今，形势已经截然不同。中国实现了经济自由化，放飞了以上海、广州、深圳为首的一群与香港竞争的大鹅。香港有落在它们后面的危险。
亲民主律师、活动家李柱铭(Martin Lee)还记得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向他透露，一旦租约在1997年到期，北京就打算强调对香港的主权。起初，他很震惊。接着他回应道：中国不得不在熊掌和鱼之间做出选择。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考虑到后退欧时代贸易需求以及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开启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英国政府很大程度上选择了回避干预。今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将受到隆重纪念。伦敦会作出回应吗？一切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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