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谈到中国古代政治时，总会牵扯到儒家，动辄“传统儒家如何如何”。然而，无论对儒家或褒或贬，都无法反应儒家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儒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存在的全貌。
其实，儒家是复杂的。从历史渊源上，儒家学说上乘“配天”西周天下体系，核心学说起于春秋时期的孔子，此时的儒家在历史脉络上还是清晰的。但是，自孔子之后，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将其演化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一发不可收拾。
祭天是中国神性传统的体现(图源：VCG)
《韩非子·显学》曰：“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根据韩非子的叙述，孔子死后儒家分为了八大流派。
需要注意的是韩非子所列举的这八家并非是同时代儒家的八种儒学派别，其中包括孔子自己的弟子如子张、颜回、漆雕开，也包括孔子的再传弟子如子思、孟子和荀子。姑且不论韩非子如此分类是作何用意，但是确实反映出了儒学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这八派思想中，最终主要呈现出了两种流派。其中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道德派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派。前者后来演变为一种儒家的政治神学，后者一直保持着对政治的观察角度，而没有确立任何政治正当性。
孔子死后，弟子曾参率领弟子汇集了孔子在世的语录，形成了后来被尊为“四书”的《论语》。而后曾参由通过逻辑推理论证的方式对孔子的基本论点进行深发演绎，形成了儒家“四书”《大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曾子这里，道德和政治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联姻”，自此道德伦理成为了确立政治正当性的重要论据。曾子的而后的子思和孟子，将这种道德政治论逐步演绎为一种具有绝对神学意义的性善论。
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认为，每个人一出生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里我们可以结合孟子之前的曾子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的目的是什么？用孟子的话说是“可以为尧舜”。
尧舜在中国历史的元叙事上以近乎天人，《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很显然，儒家并不仅限于交通人世，而有更大的野心就是实现“以德配天”。在儒家的视野中，道德并非仅仅人与人之间必须遵守的规范，而是成为圣者的道路，能够像尧舜一样联通接近神性。
到了北宋程朱理学更是是利用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把人引向一种信仰的。宋儒虽然也强调读书人要善于怀疑，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忠”“孝”等核心概念，是绝对不允许怀疑的。甚至是以反传统文明的明朝大儒王阳明，也不敢怀疑，“人是否要忠孝”等问题彻底成为了学术禁区。
同时，宋儒也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所谓“君子以征忿窒欲。”甚至是宋儒中的翘楚朱熹本人，在面对小人当道时，也不是主动斗争，而是选择做“遯翁”，所谓“假尔泰筮有常，假尔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质所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惟尔有神，尚明告之。”朱熹深信，遇到疑惑应当以蓍草推演求告神明，得到来自上天的启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后，到宋朝主宰命运的是“天”，不是“人”。对待“天人之际”，最后屈人而顺天。
儒家的祭孔典礼实为宗教仪轨(图源：新华社)
除了基本精神的宗教化，在仪轨上，儒家也呈现出宗教化的趋势。儒教信奉“天地君亲师”，尊奉《十三经》，类似“王者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土庶人祭其先”的完整的祭祀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各州府县都建立孔庙，小孩入学读书，要对孔子牌位行跪拜礼，这个礼仪到鲁迅幼年入学时还没有改，可见其影响深远。
明末时期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来华前，本来对自己的传教工作并没有信心，当他发现了儒家这种政治神学传统后，十分兴奋。他的《天主实义》直接用天主教的一神论与儒家的政治神学进行对接，造成了当时一些士大夫阶层开始信奉了天主教，这似乎也说明了儒家的政治神学的存在。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儒家并没有一个成型的僧团组织，但是，无论从仪轨上还是从学说的最终归宿上，儒家都可以算做是一种宗教，其所确立的是一种中国的神性传统。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在他的著作《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谈到中国的之所以能够在与周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一直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神学下的一种滚雪球效应。的确，中国本身的传统是一种神性的存在，一种绝对的存在，群雄逐鹿中原，最终的结果都是在被儒家政治神学的漩涡卷入。
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神学上乘西周的天下体系，是一种非排他性的神学存在，在与外部文明的互构中丰满自己的神学羽翼。另一方面，当外部文明参与逐鹿中原时，面对庞大而兼顾的儒家政治传统，倘若欲以推翻将付出高昂的政治成本，因此，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汉化也就顺理成章。
从神性传统上看，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潮则属于中国历史主体性的当代体现，因为这种思潮本于一种对儒家政治神学下的这种宗教式道德的追随，或者说这就是中国神性传统的本身，是现代版本的“以德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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